秦之亡，由于对自己的优势和长处过于信赖，而不顾民心顺逆。

秦之亡，由于对自己的优势和长处过于信赖，而不顾民心顺逆。

由于违逆了民心，而导致政策失度，政策失度逼迫农民大起义，跟坑没坑儒没屁关系。

《管子·牧民·四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管子·牧民·十一经》“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

若要发布政策命令，先要体察民情，了解民心，政策以民心为本，才能站对出发点，才能达到目的地。政策因顺民心而发出，政策以顺民心为目的。

秦统一天下，结束了春秋以来几百年的征战，完成了统一大业（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不乏要求天下统一的政治论文了，《管子·君臣上》“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这是顺应天下民心的，所以秦统一天下并实施大一统的政策就能够得到顺利推行。

然鹅

《管子·牧民·十一经》“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所谓不强干办不到的事，就是要度量民力。

《管子·参患》“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修建大工程动辄需要动员数十万人，耗费与发动战争并没有什么区别。

《管子·治国》“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不待收成、随时征发急如星火，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

《管子·正世》“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管理过急则人民困迫，困迫则无所适从，无所适从则人民失去生活的保障。

秦政后来之所以逆民心，就在于透支民力，大工程上得太多太猛太急，老百姓需要过安稳的日子，年年折腾，受不了了。

在古代，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其社会财富包括人力和物资积累的效率都是很低的，远非今天的工业生产可比。今天我们搞经济如果增长不到8%就会觉得慢，一年干的工程量抵过之前五千年；而在古代农业社会，年均增长1%就已经是高速了。东汉明帝是下狠心当了全年的财政收入（花费以百亿计）、动员了几十万人干了一年才治理了一个黄河。对比之下，秦始皇从统一天下开始，到他去世止，十年之间干的大工程何止一个黄河，民力和社会财富的消耗可以想象了吧？大工程造成广大农民一面要缴纳钱粮租赋，一面要服劳役。然而大工程不停的开动，导致农民长期服务于劳役，长期脱离农业生产，造成土地荒芜没有粮食产出，而农民缴纳不足钱粮租赋还要被税法惩罚。如此农民便不得不去借高利贷完税，然后破产成为流民；或者连高利贷都借不到，窘迫之下就只能造反。比如陈胜造反，就是因为服役催逼太急，不仅生活窘迫，连生命都窘迫了。

至于六国贵族，绝大部分早就被迁移到关中看管起来了，到哪里造反？项梁项羽这样的只是隐藏民间的漏网之鱼。所谓推翻秦朝统治的六国贵族，不过是起义军假托名号而已、你不能指望那时候陈胜吴广刘邦们能列出个《天朝田亩制度》的清单，甚至连“均田免粮”的口号都是不可能的，就只能假托六国贵族的名义了：“大楚兴，陈胜王”。

《管子·枢言》“凡国之亡也，以其长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大凡国家的灭亡，往往由于其对自己的优势过于信赖；人的过错往往由于其对自己的长处过于信赖。所以，会水的淹死在水里，武艺高强的死在战场上。

秦之亡，由于对自己的优势和长处过于信赖，而不顾民心顺逆。法家出身的嬴政和李斯们违背了法家的教诲，脱离了法家的路线，施行了错误的政策，迫使人民选择了大起义将其推翻。汉承秦制而国祚久，说明不是秦法的问题，是政策掌握是否适度的问题，是国家政策是否顺应民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