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去华为面试过,对它的选人用才观不认同

【本文来自《以下是改变世界的17个著名数学公式,几乎全都是西方的贡献》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 多数派报告
  • 如果没有版权问题,你所谓的三大数学软件早就国产化了。

    就因为版权问题,中国只能避开这些知识产权,那难度就大了,因为很难绕开。

    绕开知识产权的难度大大大于软件研制本身。

  这里不得不加上一段原来回复里没有的话。

  我这个回复是针对上述“多数派报告”的错误观点,我提到华为和年轻时我的经历,目标根本就不是指责华为,而是说这样成功的企业竟然还有那样的错误,用这来说明整个国家的软件行业存在问题,我们不懂用高明的认识解决问题,而只会低效率地实践摸索。我们的成功必须肯定和支持,但低效率模式不在其列,我们现在的问题,也不能归于客观因素(市场和生态。西方卡脖子等),而要更多在自己的主观内因里面找原因。

  至于我自己,早已放弃软件行业,我对自己的评价是不适合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做软件,更不要说进华为那样的大企业成为人才。拜托那些挖空心思想把我的观点歪曲成我抱怨和指责华为的人省点心,你们那点政治正确儿戏我没兴趣参与讨论,请别再自讨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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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我就做过程序员,能用亲身经历告诉你为什么你是错的。

  做一些基础性的软件,如这里所说的数学软件,或者操作系统软件,以及大编译平台等,都是需要和大多数应用软件完全不同类型的程序员。这样的程序员,需要有极其严谨的数学型思维,全面和长远的眼光,对程序代码的效率、兼容性、可维护性必须追求极致,绝不可以干成了具体项目赚到钱就万事大吉。他们的思维能力是最重要的,知识和经验反而不是那么重要。

  不过,现实的中国IT产业的状况却是,相反的应用型程序员遍地都是,很难找到有能力深入做系统级别软件的人(我们的教育界从来就不面向思维能力培养,至今都如此),有的话也是因为人家在这个领域内做过,有了些知识和经验,而不是有对应的思维能力。当时国外有这样能力的华人程序员当然有,可是问题在于,国内都是直接奔着快钱去的,谁想做这样的软件?哪有这样的环境支持你回来做?国外有能力的人可不是傻瓜,愿意让以自己成为废人来换取所谓的回来报效祖国的名头。

  而我自己,偏偏是个异类,从未打算出去,但因为家庭原因(我父亲是个数学教授)而恰好成为适合做那种软件的人,我也一直想往这个方向上走。

  但这种努力注定失败,并且即使是做应用软件也没出路,因为我的思路别人跟不上也不肯理解,哪怕我的文档功夫再强、再能有耐心苦口婆心去无数次解释都没用,连手把手教都不行,最说不过去的是我的一个合作伙伴在一年当中竟然一行代码都没写过,工作不得不全部由我一个人始终加班来完成,还必须在上级面前给他留面子。这样工作下去,无论项目的成败,我自己都绝不可能成功,也不可能有出路。这是我最终放弃这种职业的原因所在——当然,在大多数人看来,只要放弃我的能力按大众水平改造自己就会有出路,但这样倒行逆施的蠢事、错事我肯定不会去做,做了也不可能成功。

  现在华为有领先世界的通讯技术,还搞出了鸿蒙,听上去很成功也很厉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华为肯定也是走过弯路的,至今也不可能真正走上正路。

  我这样说当然有理由,年轻时我就曾到华为面试过,结果人家考察的只是我的知识和经验,别的甚至根本就不想知道。结果我不符合对方要求,华为的人才观我也不能认同——我根本就没直接表达,更不存在冲突,只是心里清楚其才观有大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当然仍在,因为它的研究所开遍整个世界,最基础的工作竟然是土耳其教授和俄罗斯天才小伙子这样的人做的,而这样的课题,正是年轻时做程序员的我所最感兴趣的内容——编码拼体力,24小时、48小时的加班我都干过,吃苦没问题,但这不是我的真正能力所在。

  当时,有大量企业面试官在说一句十分恶心人的话:我们企业不是学习场所,不是为培养人而存在的。这样的话对别人是否合适我不知道,我内心暗骂的是,鬼才要你们培养,知识和经验可以学,有人也当宝来学,但思维能力,能从哪里看出你们资格培养?我在华为的一个朋友当时也就在对我说类似的话:华为是不自己培养人才的。我说华为的人才观有问题,不可能完全走上正路,这种错误思维的存在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另外的原因,就是整个国家教育的倾向性有错而未改,并且还一度错得更严重。整个社会的人才错位,这种宏观环境华为是对抗不了的,任正非到处宣讲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绝非无病呻吟。

  当然,能领先世界,也做出了鸿蒙,这个成就是首先必须肯定的,我这里在指出问题,不是在用问题去否定更主要的成就,我也支持华为把工作做好,这和认识分歧是两回事。

  你这里在谈知识产权保护和卡脖子对我们产业的影响,这种因素肯定有作用。但真正主要的问题是人才类型是否正确,这种人才类型和所干工作的不匹配,绝不是实践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所能彻底改善和代替的,人才换血对企业也从来都不是易事,即使能做成,代价也绝对不低,过程也绝不可能很快。那种“专利限制和卡脖子解除就万事大吉”的想法,实在太简单了。

  当然,倘若美国经济崩盘,美元成为废纸,美国解体,那么美国的人才很可能外流到中国来,这样解决问题就简单多了。可这样会有软件行业以外的其他重大代价,对我们的负面影响会比对软件业的正面作用大很多,总体上不会是好事。并且,即使这样解决了软件行业的暂时发展问题,我们的人才观错误依旧在,这是认识问题,而不只是产业本身问题。治标容易,治本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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