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35岁以下发钱就是国家帮助养孩子，一直养到接近中年

看来全民发钱的话题分裂为两个分支了：

1、全民发钱是为了拉振消费，走出通缩，这是短期政策

2、给35岁以下发钱是为了投资未来，这是长期政策

既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就只能分开来谈。这里谈第二个分支：给35岁以下人发钱。

有人提出，给35岁以下的人发钱，数额从每年1万起跳，但各人说法不等。确实，1万为什么刚好，似乎没有论证；这1万要达到什么目的，似乎也没有具体的说法。“投资未来”可以是给年轻人吃吃喝喝、游山玩水，也可以是学习、创业，甚至帮衬家用，到底怎么个投资法并无共识，是否需要有共识都没有共识。“随他们怎么花”可能是一个办法，但好像大多数父母不会给孩子一大笔零花钱、“随他们怎么花”，国家为什么应该这么做，还是没有说法。

有人还提出：在35岁的时候再给一笔创业费，同样数额待定。

要点是35岁以后应该自立，不再发钱，所以不能永远躺平。以35岁划线，可能是“35岁现象”的后遗症？说不好。姑且就用35岁吧，总得有个划线的地方。

“给35岁以下的人发钱”实际上是国家帮着养孩子，一直养到成家立业，步入中年。

国家已经通过教育在帮着养孩子了。不知道这1万起跳里是否包括国家的教育投资？应该不包括，这是净增加。

西方对公立教育一直有voucher system的争议。不知道这里voucher应该怎么翻译，大体可翻译为“教育消费券”。在voucher system里，家庭按孩子人头拿政府发的voucher，自己选学校，自己按学校的收费向学校缴消费券，学校向国家兑付。还是义务教育，家长不送孩子上学是犯法的，而且也不能把voucher变现、揣兜里。

voucher system把学校选择权完全交给家庭，取消公校、私校差别。家里自己教（home schooling，在很多国家是合法的，需要参加学校里的统考）不知道怎么算，或许也可以。这样好学校来的学生多，收入就多，锦上添花；差学校雪中缺炭，自然淘汰。有人认为这是最大限度体现了市场竞争，有人认为这是“学校达尔文主义”，制造更大的不公，争论还在继续。

真正实现voucher system的很少，问题之一在于教育在西方宪法架构下是地方职责，A地的人拿了A地的voucher只能去A地的学校，并不能体现自由选择的原则。但A地voucher支付B地学校，谁都不干。即使在A地，学校之间也吵翻天，肥的肥死，瘦的瘦死，资源扭曲地集中。

35岁以下人人发钱，就是“抚养消费券”了。

首先同样需要解决这是哪一级政府发放的问题。地方政府对于“流动人口”或者“外出打工族”子女发放“抚养消费券”肯定格外敏感，原籍发放和居住地发放都有问题，尤其是孩子送回老家由老人带的情况。可能需要由中央政府承担，才具有可行性。

具体形式可以是直接发钱，那需要保证父母把钱用到孩子身上。孩子还小，没法管钱，这不是简单的“相信父母”问题。也可以是消费券那样需要到指定机构兑现的形式，或者只有指定服务才可以兑现。具体做法可以商榷，礼品卡、购物卡什么的形式都是可以考虑的。

但在原则上，这个思路并非没有可取之处。

年轻家庭收入低，开支头绪多，但抚养负担最重。中年以后，孩子成人，一方面负担减轻，另一方面自己收入也随着资历和资本的提高而提高。抚养的收入和支出在时间上是天然资源错配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老人资助抚养孩子就是家庭内部的负担转移。通过国家税收和“抚养消费券”来执行负担转移和优化资源配置，在原理上是可取的。

但这也需要在思路上改一改，不是“国家发钱”，而是“国家平移”，在国家财政上还是需要平衡的。也就是说，这个“抚养消费券”不能从一般的税入支出，因为现有国家财政开支已经一个萝卜一个坑了，突增这样的巨额开支没法平衡财政。

现在的税制偏重企业税，企业税负已经够重，不宜增加，更重的税负影响就业和员工收入。现在的支出也是到处都吵嚷钱不够用。减少浪费永远是需要的，但也是永远靠不住的。“减少xx浪费就什么都有了”是正确的废话，就和“人人守法谦让，不仅利国利民，还减少治安司法开支”一样。

靠增发国债也不行。根据七普，14岁以下人口约2.5亿，14-35岁人口约4亿，总共6.5亿。按照每人每年发1万（其实在大城市，这1万是杯水车薪）计算，每年是6.5万亿。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包括中央和地方）约26万亿，增加6万亿差不多增加1/4，这是从哪里都匀不出来的。2022年底，中国国债余额17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每年需要新增2022年底水平债负的1/3。当然，随着底数增加，每年的相对增量还减少了，但估计没人会认为这是值得庆幸的。

投资未来就是希望未来能有回报。现在开始发的话，每年6.5万亿出去，接近35岁的人很快就可能产生回报，刚出生的人就要等35年后了。假定政策高度成功，35岁的年轻人都能多贡献1万元的税收，其他一切不变，0-25岁人口均匀分布，也不计通胀调整，假定现有国债没有消减（在人人因为各种原因呼吁扩大国债的时候，估计不会），到最终达到平衡的时候，中国国债就是17+6.5*35/2=130.75万亿，还记得2022年底还是17万亿吗？给后代留下6-8倍的债负，这是“投资未来”，还是“债留未来”？

别说印钱就有钱的话，懒得驳斥。要是这也行，也别废话了，所有人统统每年发一亿，直接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

既然这样，发钱就要有个发法。出身到35岁，各个阶段的花钱实际上是不同的，是按年龄区别对待，还是一刀切发同样数额，需要斟酌。通胀调整也需要考虑，还有地区差别。

到了35岁前（比如25岁，应该大学毕业了，顺利的话，硕士也毕业了），应该逐渐减少，直至35岁，全部取消。这样的过渡对敦促自立是必要的。

“人人创业基金”就免了。国家已经帮助抚养成人了，再要一笔“成人礼”，有点过分了。

另一方面，从财政平衡的角度出发，需要从税入里支出这个“抚养消费券”，只有对所有人开征“抚养税”。这个税会挺重，而且主要从35-60岁的群体出，60岁以上的人退休了，他们是吃福利的，不是供福利的；35岁以下的人在领取“抚养消费券”，一面领取一面成为纳税主体不合理。按照七普，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约2.7亿，也就是说，35-60岁群体约4.8亿。毛算算，要平衡6.5亿人的每人每年1万元，需要4.8亿人每年每人平均多交1.35万元的税。这是在现有纳税基础之上的额外税，专门用来平衡“抚养消费券”的，只是为了国债不因为“抚养消费券”而迅速增长。

这是重税。肯定有人激烈反对对个人开征这样的重税，但没有高税收就别谈高福利，从空气里“榨取”高福利那是妄想，从国债里支取只是把重税的负担转移到后代，是不负责任的。

由于中国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不完备，这个税只能从工薪端征收。企业开支里，工薪支出里按照固定税率统征，由企业代扣，与一般营业税收同步上缴国家财政。必须严格审计制度，杜绝偷漏税收和回避企业代扣。老板要从自己腰包里给员工开薪，回避“抚养税”，那是老板的事，从企业财务走，就必须代扣。不仅规模以上企业和机构如此，所有企业和机构都必须如此。

小生意人必须给自己支取合理的工薪，不能从营业现金流里支付个人开销。这个漏洞较难堵，只有不计代价严查。在金融和支付电子化的现在，对于电子现金的流向相对容易追踪，审计有可能自动化，甚至使用某种大数据和AI。

审计制度早就该严格化了。

应该说递进税率更加合理，但这需要将每个人的所有收入来源汇总才能确定递进阶梯。个人申报由个人年底做，容易汇总，但既然个人申报体制不完备，发薪单位是没有这个权限征调拿薪人的所有收入来源的，时间差上也无法保证汇总的准确，只能一刀切、固定税率了。国家可以在年终根据贫困情况减免、返还。

还有一个办法是“抚养贷款”。35岁以下人人有资格申请每年不超过1万元的贷款，利息就是国债利息，国家要借钱垫付，要付利息，但国家不赚钱，只是平衡而已。各人、各家看情况，需要就申请，申请也不必足额，不需要就不申请。35岁时开始还贷，还款按照60岁时还清计算。这样更加直接，避免了税收上的麻烦，也更加体现“谁得利谁偿付”的原则。这也是西方教育贷款的路子，但教育贷款有家庭条件的限制，“抚养贷款”没有家庭条件的限制，要加上也可以。加上家庭条件限制避免了富裕家庭利用教育/抚养贷款的低利率支付教育、抚养，自己的钱去投资赚大钱。

也就是说，“国家发钱”最终直接体现在“全民供养”（实际上是35-60岁群体供养），回到“国家发钱”的本质。

你觉得这样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