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五一130周年”暨“五四100周年”：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相当长时间以来，世人对于何为“社会主义”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按照中国官方和海内外一些人的说法，中国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也有不少声音认为中国是个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的国家。甚至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曾长时间批评中国已背离“社会主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殊途同归都将中国定义为了“修正主义”国家。一些本身深处传统资本主义大本营的北欧诸国，在很多人眼里却比“社会主义”还社会主义。 

今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决定参选的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多年以来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引起年轻人的追随。还有一些人将社会主义视作洪水猛兽，将社会主义等同于政府全面控制、毫无言论自由、专制，譬如朝鲜和文革时的中国，指控西方左翼升温是邪恶之源。

这么多形形色色、说法不一的社会主义，难免令“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复杂难解、莫衷一是。可概念又往往是一切讨论、分析的逻辑起点，若社会主义概念总是含混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必然严重妨碍所有跟社会主义相关的思想争鸣。因而，人们有必要正本清源，借探讨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的种种流变来廓清认知。 

从社会理想和愿望层面来看，社会主义其实自人类社会产生那一刻就已经存在萌芽。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还是西方古希腊时期的理想国，都说明人之为人，皆有一种朴素的理想社会，渴望公平、正义、和谐。而社会主义正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最新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暗合人类天性的梦想。 

率先表达出这个梦想的是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最为代表性的作品是《乌托邦》。基于对当时资本主义兴起之初，底层工人既无政治民主权利，又生活悲惨的一种反抗，《乌托邦》描述了私有制被废除、产品归全社会所有、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的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理想。

到了19世纪，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同样出于对资本主义寡头政治下底层工人艰难处境的同情，以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为标志，创立了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核心主张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建立一个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无阶级的、高度繁荣发达的理想社会。

当时西方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后期，各种弊病层出不穷，贫富差距严重，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非常严重，社会主义思潮颇具市场。一时之间，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先后成立，甚至出现过短暂统治法国巴黎的巴黎公社。 

后来由于第一国际、巴黎公社等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以及欧洲陆续纠偏资本主义内在缺陷，出台了一些保障和改善工人政治权利的措施，令晚年马克思、恩格斯修正了社会主义主张，开始认为或可通过议会和平斗争实现社会主义，自此埋下了社会主义的分裂。 

而在列宁（Vladimir Lenin）领导苏俄革命时，他在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暴力革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先锋队理论，认为要想在一个落后国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如臂使指、思想先进、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革命党。列宁的这套设想成功在苏联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并经过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完善，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初期的确发挥了国家的强大整合能力，让苏联迅速跻身为世界重要的工业强国。 

列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范式，影响到中国、东欧、朝鲜、越南、古巴等大批国家，让这些国家陆续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二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互对峙。由于苏俄式社会主义的内在弊病，造成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面临贫穷和专制的困境，直到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轰然倒塌，社会主义自此陷入低潮。中国则因为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建立市场经济，实现持续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相较而言，吸收晚年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生根发芽，推动西方建立起了全民福利制度，强化了对于弱势群体的保障，促进了公平。尤其是在北欧诸国，直接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施政纲领，建成了高福利体系。但由于冷战的影响，西方对于事实上自身已被深受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潮怀有深深疑虑，视之为洪水猛兽。直到冷战的阴影逐渐褪去，这种状况才在西方年轻一代当中有所改变。

综上可知，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理想层面，追求人人平等和公平正义，注重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具体形式是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另一个是实践层面，最初实现形式是苏俄式社会主义，通过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来进行生产和分配，后来这套体制解体，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创立一套威权体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模式。前一个层面，其实是人类社会所共有，纵使是以资本主义闻名于世的欧美国家，亦不例外。后一个层面目前主要是中国、越南等国在探索，目前已经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未来能否通过深化改革，补齐短板，还有待观察，尤其是中国能否克服威权体制的内在弊病，将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景。无论哪个层面，世人都应放下意识形态的束缚，是时候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21世纪还有何价值？那共产主义呢？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些似乎散发着古老、陈旧甚至腐朽的词汇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终结。可是，当如今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美国特朗普现象的发生，到欧洲右翼以及世界民粹的兴勃，再到政治强人在世界各国的出现……而如今世界一些媒体开始为新自由主义唱衰，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为世界关注，左翼力量在极右翼势力的映衬下回到聚光灯前……似乎一切，都为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提供了恰当的土壤。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宋朝龙

对此专访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宋朝龙，由他带着我们，从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视角下，观察世界的历史和当下，以及背后的逻辑。

问：近些年，社会主义成为热门词。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再次改革进程，还是美国桑德斯举起的民主社会主义旗帜，又或是委内瑞拉的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欧洲福利社会体现出的社会主义元素，种种形态让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内容变得如此多元，也让它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更加难以区分。因此，能否请你先从社会主义的历史以及概念上简要介绍一下。 

宋朝龙：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首先是不同于伦理社会主义的。伦理型文化是在在自然经济时代发展起来的，例如，中国的儒家文化，家国一体，就是伦理型文化的典型。黑格尔（G. W. F. Hegel）也将国家看作一个伦理实体，看作是“行走在地上的神”，其功能是调解市民社会的矛盾。 

伦理社会主义思潮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上，是普遍存在的。面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分化，伦理社会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强调每个人都是社会共同体、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伦理社会主义会与宗教、大同理想、家族文化等各种形态相结合，以一种改良的身份去批判资本主义。伦理文化强调社会总体的内部和谐，伦理社会主义也强调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谐和统一，希望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通过改良的手段达到目的。但是，因为它无法改变资本的基本逻辑而困难重重。 

和伦理社会主义不同，科学社会主义通过正面揭示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对市民社会、公共权力、世界体系的支配地位，确认金融资本才是现代社会各种病症的根源。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是从批判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及其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来阐发的。自由主义更强调原子般的个体以及个人权利，由个人权利推演出来的契约关系和程序正义，并将此视作判断正当性的尺度。国家权力也是以维护契约关系和程序正义为限度。然而这种社会契约关系无法阻止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分化、克服不了金融资本对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的控制。新自由主义认为自己所宣扬的契约自由就是人类自由的体现、表现和实现，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 

马克思认为，契约自由只是形式主义的自由，在契约自由的基础上，也即在不违背契约自由而是遵守契约自由的基础上，资本、金融资本顺利确立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因无法克服金融资本的统治，契约自由的社会并不是人类自由真正的实现形态，相反，马克思认为应该在土地、石油、矿山以及已经达到社会化程度的生产资料归社会联合所有的基础之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即生产资料归社会联合所有的基础上，保证和满足每个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资料；马克思认为这样的自由人联合体才是真正自由的社会，而资本主义的形式自由的社会只是人类自由的一个还包含着内部矛盾和悖论的形式。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一方面是和当时弥漫在德国理论界的伦理社会主义，另外一方面是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主义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当时德国的伦理社会主义称自己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很多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者也自称社会主义者，因而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之间，马克思选择了“共产主义”。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有限度地接受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并与共产主义在同等意义下使用。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区分为按劳分配的第一阶段和按需分配的高级阶段。列宁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

此后，相当长时期，从斯大林到毛泽东，思考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都是联系着列宁所界定的这个“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来展开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把现实社会主义看作是通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一个过渡阶段，或者认为现实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中的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 

上面就是社会主义概念的基本情况。美国桑德斯所举起的民主社会主义旗帜，或拉美的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社会等，也都涉及到对资本尤其是对金融资本的局部否定。这些思潮的理论来源是广泛的，所体现的更多的是某种伦理社会主义的主张，这些思潮所引导的实践也并没能从战略上改变金融资本的实际统治地位。

共产主义百年探索与实践得失参半

问：你刚才说到共产主义就是在生产资料社会联合所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是否就是平时经常能听到的“公有制”？或者这本身就是一个理想和乌托邦。毕竟从人类到目前的实践上，建立公有制的实践还是失败占主要多数，有非常多的惨痛的教训。

宋朝龙：共产主义和乌托邦不同。马克思提到的社会联合所有制建立在充分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这是一个逻辑结论，和乌托邦有别。无论是叫共产主义还是叫社会主义，马克思思想中贯穿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人类彻底解放，而人类彻底解放就不仅仅是政治解放，人类一定会把自身的理性能力、实践能力、自由能力运用于经济解放。至于时间上，到底多久能实现，这个马克思是没有预测的。但是，人类总会解决形式自由背后的实质不自由问题，人类也总会为这种真实的自由创造出条件来，也即总会创造出联合劳动的条件来代替金融资本的统治。 

马克思从人类实践能力历史性展开的角度，对人类的前途进行了逻辑上的描述。如果你认为人类的理性天生无能，只是上帝的羔羊，那么得出的只能是宗教的那一套对于人类前途的描述；如果你认为人类的理性只是在契约关系上运用，那就得出的是自由主义对于人类前途的描述；马克思则认为，在形式自由背后，人类理性还能建构出更美好的前途。 

青年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继承了人类实践理性、实践精神具有自由能力的思想，这种自由是不同于英美经验主义、原子论者的消极自由观念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这种自由哲学可以叫做积极自由的哲学。马克思把这种积极自由的哲学运用于人类解放，运用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后来又被马克思主义者运用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生产力解放等等。从马克思主义的积极自由哲学派生了人类解放、经济解放、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生产力解放等一系列解放话语。马克思主义的基于积极自由的解放话语，对今天西方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的解放也有价值；今天西方的市民社会不是受国家禁锢，而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一起受金融资本的禁锢。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是反对作为个性自由条件的所有权，而是反对利用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去支配他人。共产主义不是对财产的否定，而是对社会财产的私人垄断的否定。马克思所主张的是在生产资料社会联合所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认为这种所有制才是个性自由发展的条件。 

如果要问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否是乌托邦，那么应该先追问一下金融资本占实际统治地位时代的自由主义是否是一个乌托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正是针对这个自由主义乌托邦的。此外，如果追问共产主义是否是乌托邦，也可以追问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否是乌托邦，神学家为人类描述的上帝之城是否是乌托邦，康德的永久和平和世界公民是否是乌托邦。其实，和这些观念相比，共产主义有着更为内在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当代仍有非常大的意义

问：既然马克思推演出来的是人的彻底解放，是不限于表面自由的实质自由，但现实中得到的社会主义实践却并不如此。你认为共产主义在今天还有意义和价值吗？共产主义在解决什么问题上还有其价值？共产主义的现实问题域是什么？ 

宋朝龙：这牵涉到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差别。我们需要区分社会主义的三个理论形态。 

社会主义第一个理论形态是马克思描述的，是从人类实践的自由能力以及社会形态演化的规律中推导出来的，是人类史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发展结果。这是科学的，因为人类自由不会停滞在形式自由的阶段。在金融资本的统治下，形式自由也会转化为不自由；金融资本的统治让人们越来越深有体会；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讨论。 

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形态，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在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也即在落后国家取得成功的。这些落后国家的革命领导人，一开始并没有想搞社会主义，也认为搞不了社会主义。列宁和毛泽东都有这样的思路。列宁当时提的是新型民主革命，毛泽东的提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改造的是土地所有权以及资本主义的"大头儿"，即官僚买办资本、银行、辛迪加、托拉斯，将这些生产资料国有化。列宁和毛泽东一开始也没有把这种新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挂钩。列宁在四月革命之后，认为俄国可以转为社会主义革命时，但也将社会主义的内涵做了些许变革，并不是彻底消灭资本、阶级。十月革命胜利后，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的过渡，列宁通过新经济政策确认了利用国内外资本主义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列宁与斯大林治理实践，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以及教训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放弃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形式上采纳了马克思的一些说法，例如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等。但是，在马克思那里，阶级和私有制的消亡是另一种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斯大林模式可以说是没有经验的结果，也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学说进行了教条式的理解，也仅仅是形式上相似而已。于是就建设成了内部经济高度计划、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外部与世界市场隔离的社会主义，而同时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也附着在了这样的社会主义之上。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推动了苏联的迅速工业化，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但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适应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斯大林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方位和阶段，也出现了判断错误。 

事实上包括列宁、毛泽东等国际共运的领导人对此都有一定程度的误判，即把两次世界大战看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表现。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今天回望历史，殖民帝国并不是金融资本帝国的最高形式，殖民帝国体系的瓦解也不等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瓦解。二战后，资本主义适应民族解放运动，在主权国家体系和后殖民主义的基础之上，重建了世界市场，重建了金融资本统治的世界体系。在金融资本的新世界体系中，世界警察权代替了殖民征服，大国不再分裂为不同的战争集团，大国之间的生产、流通以及资本市场的融合加快，与此相适应，也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政治联合形式。二战之后，尤其是民族解放运动之后，资本主义似乎进入一个列宁所批判、考茨基所主张的"超帝国主义"阶段，即大国联合支配世界的阶段。

萨米尔·阿明认为，新帝国主义仍是帝国主义，而不是"超"帝国主义。当然，这个新帝国主义是在世界市场的新的革命的基础上，是在全球化新阶段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建立在资本主义总危机以及"两个平行市场"基础上的斯大林模式是不能适应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阶段的。后来，苏联也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改革，但最终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彻底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了自由主义，但改革结果也并没有走向有效率的、公平竞争的资本主义，而是形成了寡头垄断的资本主义。这就是斯大林模式的兴起、发展以及最终被放弃的过程。

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在给世界社会主义新的实践，提供些许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的第三个形态，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不少人怀疑，中国如今能否代表社会主义的新模式？我认为中国大体上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这种模式首先是承认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共存，承认对商品、市场、货币、资本的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陈云的鸟笼经济，有着更进一层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按照市场竞争的规则来经营，一定程度上寻求利益最大化。

到了这个环节，就有人质疑了，这还叫社会主义吗？我认为这还是社会主义，其根据就是所有权的公有性。但是，社会主义也只能退在这个程度上了，再后退就不是社会主义了，比如如果大型国有战略企业、国有银行、石油矿山等等纷纷实行私有化，那就不能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寡头统治。这在世界各地有过各种教训。人们也不断反思国有企业的各种弊端，但这是机制和体制上的问题，而在制度上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有其重大的制度价值。

这个制度价值在哪里呢？在于这一制度能解决西方自由主义制度框架下始终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即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问题。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这是我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出发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西方社会真正支配市民社会、社会再生产、国家财政、公共权力的，正是金融资本，而金融资本有两个逻辑：一个是生产性积累逻辑，一个是非生产性积累逻辑，当金融资本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机，它试图通过非生产性积累的强化来解决危机，结果饮鸩止渴，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使危机叠加起来，越解决危机越多，这就是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私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无法避免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和秘密则正在于解决这个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 

西方社会为何如今出现问题？自由主义为何向民粹主义转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正区别在哪？该如何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价值？这一切问题都需要结合着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来理解。 

解决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就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域。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这个重大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谈共产主义的其他目的。

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其无法避免的困境

问：你在前面提到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不能解决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所导致的问题，还提到社会主义在当代的问题域就是克服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问题。你能否结合具体现实中的例子，详细谈谈金融资本积累的悖论逻辑？ 

宋朝龙：要理解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需要首先理解金融资本积累的两个逻辑。金融资本积累的第一个逻辑是生产性积累的逻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提到的三种职能资本：产业资本经营生产、商业资本进行流通，银行和货币经营资本经营信用。金融资本是从职能资本的垄断融合中产生的。金融资本作为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垄断融合中产生的大货币垄断资本，实际上支配了现代社会的产业链、商业链和信用链。金融资本作为垄断资本，需要通过产业链、商业链和信用链的革命来实现资本积累。二战之后的金融资本的统治，也确实促进了全球生产、流通和信用的的革命。 

金融资本积累的第二个逻辑是非生产性积累。其一是通过地产、地租、土地所有权垄断来积累。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将社会分为三大阶级：工人阶级、产业资本家阶级以及土地所有者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下，在重农学派、斯密、李嘉图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土地所有权都是作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对象来加以分析的。马克思认为，土地所有者阶级仅仅依靠对“地体”某一部分的垄断来向市民社会征收货币税。在现代社会，地产成为金融资本的一个部门。特朗普不就是一个地产商人吗？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也常常发生在与地产相关的领域。在算CPI时，地产、房屋也不会算入消费品中，它是金融产品。 

问：地产成为金融产品，这该如何理解？中国也出现地产金融化的现象吗？ 

宋朝龙：地产的非金融化，当然很难做到，毕竟这里的利益诱惑太大了。地产应该是一个公共产品。地产成为金融产品后，大家都来投机，才会出现如今价格飙升，工薪阶层买房、住房困难，制造业成本上升，产业竞争优势受到削弱。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导致社会中寄生阶层或者以寄生为途径的收入越来越多。 

人们或者会以为房子因为物以稀为贵，因为稀缺才会价格上涨。但是，另一方面，正因为稀缺，才激发了人们的垄断欲望。房子之所以稀缺，如今并非因为房源少，而是因为很多人垄断了太多的房产造成的。金融化以及金融投机使稀缺的东西更其稀缺，这是房价飙升的原因。应该有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干预机制，改变金融资本的这个逻辑。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一部分重要的内容是专门探究土地所有权的。土地国有化的纲领，最初也不是马克思提出的，而是李嘉图学派提出的。土地国有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以一种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学说提出的，认为土地国有化更有利发展产业资本。李嘉图认为，产业资本的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因为地产拿走的地租越来越多。之后马克思对此进一步解释，认为土地国有化可以消灭绝对地租，使级差地租归公共权力所有，地租的级差用于调节供需关系的，这一部分消灭不了，但可以有公共权力来征收，转化为公共财政。

中国现在宣传的雄安模式，是对地产非金融化的一个新探索。雄安模式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发出的一种模式，其特点就是土地不再成为金融产品。地产的非金融化，可以消除寄生在地产上的金融投机地租、垄断地租和绝对地租。当然，如果在那儿即便地产不金融化，即便房子用来租住而不是用来买卖，也并非所有的房租都一样，距离市中心近的地方，交通方便的地段，教育资源好的地段房租会更贵一些。这就是级差地租，这个级差由市场调节，可以转化为公共财政、用于公共事业。

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实际上才是美国经济社会的真正统治者

问：回到刚才的话题，金融资本积累的非生产性积累逻辑，还有哪些表现方式？

宋朝龙：对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我们刚才讲了其一即地产金融，那么，其二，金融资本还会通过股票、证券在资本市场中利用各种金融技术圈钱，目标是中小投资者的钱，例如中产阶级。金融资本不是一般的食利资本，它的主动性比较强，有能力侵吞其他食利者的资本。资本市场的设计目的本来是动员过剩资本，但发展过程中异化了，成为金融寡头圈钱的技术。其三，通过利用危机，甚至制造、加剧危机来进行投机圈钱。在危机中，金融家还是容易圈钱的。因为在危机中，中小产业资本资金短缺，于是容易在极端苛刻的条件下接受银行的贷款，或者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抛售股票。其四，金融资本还会投机国债，即与国家做生意，相当于圈了纳税人和公共财政的钱。其五，向美国这样的国家，金融资本实际上还有能力支配国家的货币政策。比如在金融危机时期，国家量化宽松，大量印货币来稳定金融秩序，但导致了通货膨胀，相当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钱都缩水了，所有人为金融危机买单。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当美联储主席的时候连续多次降息，每次降息都是为刺激金融市场。其六，金融资本还会进一步支配国家政策，比如为了经营军火生意挑动战争。这在历史中也常常可以看到，金融资本发战争财、国难财。以上都属于非生产性积累。

马克思说金融资本一方面是天使，一方面是魔鬼。它既是推动生产、流通、信用革命的强大引擎，也表现出极强的寄生性、剥夺性和投机性。 

问：你刚才谈到了金融资本积累的两个逻辑，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的逻辑，那么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又是指的什么呢？ 

宋朝龙：要理解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首先要理解金融资本的二重性，也即金融资本既有生产性积累的一面，又有非生产性积累的一面。 

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是指：当金融资本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机时，它试图通过加强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危机，结果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造成更严重的危机。也即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遇到危机时，它倾向性的通过加强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问题。比如资本没有生产性投资时，生产过剩时，金融资本就会倾向去资本市场、地产市场圈钱、投机国债等等，但这种解决危机的方式只会使危机叠加起来，造成更大的危机。这种解决危机的方式属于饮鸩止渴的方式。 

金融资本通过非生产性积累机制，可以短期内缓解危机，但长此以往肯定不行，制造业就会衰落，寄生者阶层越来越多。靠居民负债，国家负债，也只能维持在一定程度之内。现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已经临近破产了。国家一方面不得不采取量化宽松，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不得不削减社会福利，结果是危机越解决越多，越解决越严重，经济危机向社会、政治以及国际关系危机全面转化，就像癌变已经扩散一样，旧体制的免疫系统已经无力遏制病变系统。

问：你一直认为，新自由主义无法识别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也无力应对由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所造成的危机。你能否仔细谈谈你的这一观点？ 

宋朝龙：自由主义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认为每个人都是抽象的理性的个体，从这里引申出一系列概念。自由主义把所有权放进人权中来说明，这与马克思的观点不一样。马克思是把所有权放进生产关系里面来谈。自由主义还有一个“消极国家”的观念。认为国家是所有人的公共契约的一个结果，国家只能执行每个人都同意的、底线共识之内的功能，比如，保护生命安全、保护财产安全、处理公共安全事件，设立民法庭，强制人们遵守自己所签订的契约，针对可能的外敌侵犯，组织军队等。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契约国家是最小国家，它只能执行所有人都认可的那些底线共识之内的最小权力，这样的国家权力无力遏制金融资本，无力克服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 

适应金融资本的现实统治，自由主义转化为系统的保守主义政策体系，例如私有产权、自由放任的经济、最小国家以及在国际上的基于霸权的稳定等主张，这是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几个核心理念与核心政策支柱。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下，金融资本恰恰获得了完全自由的活动条件，而完全自由的金融资本不可避免的走向非生产性积累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是使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可以完全自由表现的一套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体系。

秉持“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左翼政党，是欧洲议会政治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问：自由主义也有不同的类型，有些自由主义者也试图解决社会不公和分配正义问题，例如，《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平等主义取向的自由主义者。你如何评价罗尔斯？ 

宋朝龙：罗尔斯是在“消极自由”的前提之下兼顾公平，他的这个理论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罗尔斯关于正义的两个原则，首先在抽象平等主义的基础确立契约自由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之上寻求解决社会公平。他的这两个原则其实是有矛盾的。只要遵行了第一个，就使金融资本的权力确立起来了，而且就不可能找到真正的途径来遏制金融资本的，因为任何实质性的措施，都不会得到契约主体之一即金融家的认可。 

罗尔斯试图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并没有结合具体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分析。不公平是怎么造成的，他不分析，只是当成一个即成的结果和现实。怎么解决不公平？他提出了“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概念。但是“最少受惠者”是如何产生的？他也没有分析。 

美国今天的“最小受惠者”就是金融资本积累之下造成的失业的群体、破产的中产阶级。罗尔斯只假设“最少受惠者”是工资最低的人群，其正义要求是提高最低受惠者的收入水平，例如提高到不低于中等收入的一半的水平等等。这都是一种比较主观的、任意的设定。为什么最少受惠者是低工资的就业者而不是失业者呢？美国今天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是如何解决失业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中产阶级的贫困问题。罗尔斯的讨论就没有涉及到中产阶级被剥夺的问题。他的讨论也是暗含着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的中坚这样的前提。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在衰落！ 

问：在自由主义的逻辑中，需要更加充分的市场。现实中，对于金融资本和垄断，西方国家也通过各种制度设计去杜绝这种现象，比如反垄断法。 

宋朝龙：在导致危机之前，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之下也曾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最终是无能为力的。确切说来，西方危机的根源并非新自由主义，而是金融资本积累的悖论逻辑。新自由主义只是金融资本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工具。新自由主义无法看到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放纵了、放大了、强化了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下，是没有手段能遏制住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因为要遏制和克服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就需要加强公共权力，就需要加强公共权力的经济社会职能，但在自由主义的逻辑中，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新自由主义强烈反对的。 

问：金融资本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各种解决方式也不行。那能否如历史那样，通过一场经济危机，就像1929年时候的经济危机，然后再出现新一轮的恢复与更高水平的发展？ 

宋朝龙：这次危机和二战之前的危机有一些不同。1929年和1933年，通过很多企业破产、工厂关门，甚至通过战争的方式，在战争的基础上为新一轮的投资创造了非常广泛的基础。这次危机没有像1929年至1933年危机那样的断崖式危机，这次是慢性病，是表现越来越严重的慢性病，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国际关系危机的顺次转移和叠加。 

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比较注重国家调节的财政手段，而新自由主义比较注重货币政策。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货币理论及其在政策实践上的运用，使现在的危机呈现出与二战前不一样的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了英国1844年的英格兰银行法案，该法案要求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不能超过银行保有的贵金属的一定比例，马克思批评这个条例很荒谬。银行里有多少黄金贵金属与经济运行需要多少货币量没有关系，而该法令却根据贵金属的量而不是根据经济流通的需要来规定银行券的发行量。马克思认为该法令是加剧危机的原因之一。在经济危机快要到来的时候，银行可以放松银根，使信用不至于崩溃，而当时银行却收缩银根，结果加剧了信用崩溃，导致断崖式、崩溃式的危机。 

在弗里德曼主义支配国家的货币政策之后，现在资本主义的危机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金融危机时，银行信用出现危机后，国家可以通过发货币来救银行。这就不会出现导致银行破产的挤兑。但是这意味着，危机从急性死亡式的状态变成一种慢性病。金融资本现在是通过对社会的慢性、隐性剥夺来缓解危机，但这只是使危机转移了，使危机在另外一些领域加强了。我们看到的是货币贬值，中产阶级被剥夺，救助金融资本的国家反而成为负担日益沉重的金融资本的债务人，这些就是美国如今遇到的问题。

桑德斯在美国高举社会主义大旗，以此挑战特朗普

问：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性问题，包括欧洲和美国都出现了民粹主义兴起的迹象，美国还出现了桑德斯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你怎么看西方的这些动向？

宋朝龙：美国桑德斯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直指金融寡头，但我认为仍然不彻底。如果要消灭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需要公有制支配国家战略性产业，需要一个强国家通过强大的行政力量去管控。我认为桑德斯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他没有立竿见影的政策。他提出要限制打击金融资本，这得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才行。但是美国的制度决定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国可能还会由特朗普执政，还有可能出现比他更极端的人。 

问：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很多政治强人，像俄罗斯的普京、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当然还有特朗普，是不是民粹主义乃至未来出现秩序混乱状态的一个征兆？民粹主义的实质是什么？ 

宋朝龙：特朗普当选总统加强了新民粹主义的浪潮。新民粹主义的崛起改变了西方世界甚至全球的政治气候。近期，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德国尤其是法国巴黎的“黄马甲”运动，很有可能与新民粹主义相结合、被新民粹主义所利用，成为进一步推动欧洲右转的动因。 

对于民粹主义，有人认为民粹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动，有些人认为是民主运动的一个表现。实际上，民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变体，是金融资本统治的一个新的形态，是民众运动不发达的产物。 

当下西方新民粹主义是金融资本统治的产物。金融资本积累造成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深刻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国家率先救助金融寡头的政策，激发了社会矛盾，导致了新民粹主义的崛起。 

新民粹主义是金融资本统治的新形式。美国总统通过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并将矛头指向其他国家，认为国家的危机是其他国家导致的，挑拨族群和国家之间的矛盾，转嫁矛盾。一战、二战也是在转嫁国内矛盾中爆发的。新民粹主义继承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外交思想也即霸权稳定论的思想，并使之进一步极端化。新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和强人政治相结合，采取“战斗”和“惩罚”姿态，寻找“假想敌”，以转嫁矛盾的形式来解决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 

新民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变体。新民粹主义是保守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新民粹主义试图在优先满足大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条件下解决由金融资本积累自身所导致的问题，它利用其形式上的极端主张，掩盖其核心政策上的新自由主义性质。新民粹主义清除了新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装饰，却继承了减税、减少对金融资本的管制、减少社会福利、取消奥巴马医疗改革方案等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新民粹主义作为金融资本统治的新形式，它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病态变体，是新自由主义之保守主义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舆论界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新民粹主义是社会底层利益的代表，其性质是反金融寡头精英的。这是被新民粹主义的舆论宣传所蒙蔽了。表面上看，新民粹主义号称反精英，例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多次公开批评一小撮精英的统治，号称自己和人民站在一起。但是，特朗普总统的反精英，只是指华盛顿的政府官员精英，而有意不把矛头指向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其实，在美国，华尔街才是经济社会的真正统治者。新民粹主义的所谓反精英，实际上暗含着反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核心主张。

“占领华尔街”运动后西方民粹主义兴起导致的乱象，是否预示了全球意识形态的新一轮洗牌？

问：如果西方解决不了自身出现的民粹主义及其之后的乱象，会导致全球意识形态的新一轮洗牌吗？ 

宋朝龙：这是一定的。未来一段时期内，世界秩序会比较混乱。旧秩序在瓦解，新秩序在生成。 

问：从大历史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历史中一次又一次上演、循环，而历史似乎也在不断的循环当中。桑德斯的出现或许就可以看作是历史的再次循环。 

宋朝龙：历史在循环，也有新东西在产生。世界历史既表现出周期性，也表现出质变和发展。世界体系的理论家阿瑞基认为：资本主义有两个积累时期，一个是物质扩张时期，一个是金融扩张时期。物质扩张时期是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时期，而任何资本主义体系的物质扩张时期都有内在的界限，都会遇到危机。这时候，资本主义的倾向是转向金融积累；金融积累就表明一个体系发展到顶峰并将在顶峰中被替代。阿瑞基描述了热那亚体系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美国周期、东亚周期，每一个阶段事实上都伴随着世界市场规模的扩大，也伴随着制度创新。当金融资本的积累顺利时，生产性积累占主导时，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会相对稳定；当金融资本的积累遇到危机时，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很难维持了。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周期看来，未来一段时期是金融资本积累体系的下降期，体系的混乱期，是新自由主义向新民粹主义的转化期，甚至会出现某种新形式的波拿巴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等等。 

问：新民粹主义发展的前景是什么？你认为新民粹主义将以何种方式终结？ 

宋朝龙：新民粹主义是反金融资本的左翼运动乏力的表现，是西方反金融资本左翼运动乏力而致使民众运动受右翼保守自由主义操纵的一种结果和表现。在与特朗普的竞争中，社会民主主义者桑德斯曾一度给选民带来希望，有望阻止特朗普获得政权，但是，桑德斯在民主党内提名时败给了希拉里，这导致桑德斯的许多支持者转而去支持特朗普。可见，正因为左翼民主主义运动不发展，因为左翼民主主义运动失去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导致社会底层的某些阶层转而去支持新民粹主义。新民粹主义恰恰是因为民主主义运动不发达而失去对民众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所造成的。 

反金融资本的左翼民主运动之所以相对弱小，也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自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社会民主主义也逐步向新自由主义靠拢，追求“第三条道路”，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日益偏向于文化批判，寻求边缘群体作为变革社会的力量。反金融资本的左翼运动方向不明确，方向分散，容易被利用，这也是民粹主义崛起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赋予民众运动以科学的方向，才能把民众运动从新民粹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只能说人类的总体趋势是社会主义，但是中间肯定会有非常惨痛的代价。阿明（Samir Amin）说过，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自由主义，还有一个就是由民粹主义导致的社会混乱、无政府状态。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之下，自由主义向民粹主义的转化，向波拿马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转化，是一个客观规律。社会主义不是直接出自自由主义，而是从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造成的混乱和战争的基础之上，在破坏到极致的基础之上产生的。 

从制度形式上看，社会主义运动经过艰辛的探索，寻求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具有超越金融资本的制度潜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的资本逻辑，对当代有多大的启示意义？

问：有一种说法，中国现在也是“权贵资本主义”，很多国企和民企，都与官场和官场人物脱离不了关系。 

宋朝龙：这是一种分析方式。只看到了局部，看不到国体的差别，看不到中国制度克服金融资本的积极意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腐败，过去也发现了重大的腐败案件，腐败确实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坚持辩证法，注意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能把某些现象普遍化。而且现在还是处于过程之中，反腐败的力度很大，虽然很不容易，但是能够把问题解决掉，还是应该有信心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改革一直面临很多怀疑，但是中国还是坚持住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做到这个确实是不容易的。与此同时，西方越过了上升期的临界点，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消极作用开始得到比较充分的表现。现在两边从不同的路径走到一个相互关系的新起点上。 

新自由主义背后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是解决不了的，而马克思主义经过一系列探索，寻求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发挥了一般市场的作用，也发挥了金融资本的生产性逻辑。在公有制企业的支配之下，可以大规模地进行产业革命、流通革命、信用革命，同时又可以避免西方的大规模的垄断资本的非生产性逻辑的表现。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无法避免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和秘密则正在于解决这个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的积极意义。 

中国为何能够几十年持续发展？这就是制度优势的结果。比如当危机快来时，中国可以让银行和国有经济发挥调节作用，而非在危机中“捞一把”。在最新的一些政策中看到，国家要求银行业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使中小企业贷款更容易，这与自由放任的金融资本不同。 

公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能够解决市场的悖论。即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遇到危机时，可以通过公有制为主的这一套制度安排防止金融资本通过加强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充分利用了资本的生产性逻辑，同时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制度，又克服了金融资本的放纵性积累，消除了产生新民粹主义的根源。当然中国仍然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如今的情况是，美国带头破坏全球规则，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对全球秩序发挥积极的影响。当然现在还只是刚起步。中国要发挥自身的制度潜能，首先自身要避免踏入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陷阱，避免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支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