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戛纳，中国影人能够关注什么？

暌违多年，在刚刚落幕的第7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终于又出现了不少活跃的中国面孔。在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影交易市场上，来自中国的影人们正在向世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主办的中国青年电影全球推广计划，挑选了《脐带》《何处生长》《独行月球》《屋顶足球》四部影片，登陆今年的戛纳电影节电影市场。这不仅帮助四部作品有更多的机会与全世界的观众见面，同时也是主创团队与国际影人建立交流的珍贵时刻。多场不同主题的论坛与交流会，记录下了国内外优秀影人的独特视角与行业经验。

同样的话题或许在国内的许多电影节展也曾被无数次地探讨，但戛纳国际交流的背景下仍旧迸发出了不一样的火花，而这些内容对于国内从业者的发展道路以及产业的发展方向，或许也能带来一定的启示。

青年影人融资难，全世界都一样

国内创投活动遍地开花，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帮助青年影人解决融资难这一头号难题。在没有足够说服力的市场代表作或者进入系统之前，这毫无疑问是卡在青年影人面前最大的一座山头，即便在电影工业十分成熟的美国也是一样。

来自美国的编剧、导演、演员Julie Sharbutt提到，年轻的美国导演经常抱怨找到融资有多么困难，而且这一困境在这些年当中还在发生变化，“过去的方式是，把全部心血、金钱和才华投入一部特色电影中，让它成为你的敲门砖，现在变成了，你必须多次证明自己是一个出色的故事讲述者。”

因此，除了依赖一些当地政府提供的电影拍摄激励措施之外，美国的年轻人电影人往往需要自行融资，一次又一次地建立并维系与潜在投资者的人脉关系。一个在美国流行的说法是，“要找到你的首部独立电影，与牙医交朋友是个好办法，因为他们通常有可支配的收入且有些无聊。”

创投的机会并非没有，但竞争格外激烈。导演、制片人Jacqueline Elyse Rosenthal表示，在美国，青年导演寻找类似的创投平台和基金支持是比较难的。“比如我们参加一个写作比赛，有很多竞争者，可能赢两三个这样的比赛才能获得十万美元的资助。”Jacqueline提到自己曾拍摄过一部短片，为了筹资发出了大约400封个性化的电子邮件。在她的理念中，虽然这样的工作非常麻烦且难为情，但这是值得的，因为这是一种互动关系的开始，“我们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人际关系网。”

而对于国内的创作者来说，至少各类创投活动或扶持计划给有才华的年轻导演进入体系的机会要多得多。《脐带》的导演乔思雪就提到，“以前需要敲门求资金，而现在有许多创投平台可供年轻导演选择。80后的导演们用出售房产的方式来拍摄他们的处女作，而现在有很多经验丰富的制作公司与我们一同成长，这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帮助。”

当然，这些扶持手段也还存在着不少局限性，比如对导演之外工种的忽略。在制片人黄茂昌看来，对于青年制片人的培养，就是目前国内不够关注的部分，“一个青年影人怎么开始学习，再把电影带到戛纳，有国际视野的制片人和导演同样重要。”

同时，国际合拍对于青年导演来说也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但目前仍未被足够重视，黄茂昌表示，它的缺点是花费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不是建议每一个青年导演都这样做。不过对于有一些项目来说，和不同的国家合作，走国际发行会比较好，对于进入国外节展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因此，在培养新人方面，国内虽平台越来越多、机会越来越多，但仍需要拓展更多路径、覆盖更多工种、提升资金来源于各行各业的可能性。

女性论坛上，希望未来不要有女性论坛

女性的身影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影行业当中，不光是在中国，全世界范围内亦是如此。

美国著名演员，制片人Isabella Blake-Thomas提到，在美国，片场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担任各种职位，“虽然还不够理想，但在过去的15年里，我注意到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变。”

在法国，也有越来越多女性成员组成的剧组班底，而这有赖于当地的福利政策。来自法国的制片人Vanessa Djian透露，“当你的剧组中有50%是女性时，你可以享受退税的福利，拿到更多资金，这给法国的电影行业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几位中国的青年影人都提到，在国内，不论是影视院校中的同学还是创投活动中的入围者，女性的比例都在肉眼可见地提升。

从业人数增加了，可从业过程中仍然会面对男性从业者所不会遭遇到的问题，比如对于大项目的支配权，Vanessa表示，“在法国，当艺术预算很高时，没有很多女性创作者在做，高预算总是留给男性创作者。”

不仅如此，Vanessa还注意到，大量的项目是通过与制片人、导演和作家们一起吃晚餐建立起人脉联系来促成的，而女性在这样的传统路径下未必有足够的优势以建立人脉联系。于是Vanessa每年在电影节期间，都会举办一个女性聚会，“比如正常的晚宴是八点半开始，而在前两个小时的时候，我只会让女性影人进场交流。女性之间的这种奇妙链接能够带来很多能量和很多出奇意料的项目。”

又或者，所谓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的话题，在演员姚晨看来，这是男性工作者完全无需困扰的，“在我们的影视生态环境中，当一个男演员有了孩子，可能对事业没有任何影响，反而会收到更多赞誉，有父亲光环，显得非常有责任感。反观女演员，在有了孩子之后再回到职场时，人们会来挑剔她在外形上的改变，胖瘦老丑等，可能对很多人不具备吸引力。这是转向生理上的看法，而不是精神层面的。”

而这却是几乎在每个女性影人论坛中都需要被反复提起的话题，这也是女性影人在产业中所处位置的一大侧写——很大程度上，男性影人参与的讨论往往是去性别化的，而女性影人论坛中则无法不谈论基于女性的处境而产生的独有话题。

与会嘉宾几乎都表达出了，对女性影人未来发展最大的愿景就是不再需要有这样特殊化的话题与论坛出现。《小白船》的导演耿子涵认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努力，做女性题材电影还是女性运动和论坛等，都是为了让这个话题不再成为一个话题。”姚晨则表示，她希望能参加一个男性论坛，听到他们探讨如何能更好地了解女性。海清更是直言不讳，“我希望女性论坛这个词能取消。”

本质上，女性影人在电影行业的境况相比从前已经在发生转变，但还有更多隐性的障碍需要被克服，来自制度，来自观念，来自结构。毕竟，女性所代表的不只是女性，诚如海清所言，“女性只是第一个被看到的，很明显失衡的代表。而除了女性，还有老人，小孩等弱势群体。如果第一个问题不被看到和不被支持，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接踵而至。”

国际合作的视野不能只靠个人打开

客观地说，尽管国内电影市场仍处于恢复期，但庞大的人口基数仍支撑着它冠绝全球的票房潜力，这是不少国际影人共同提及且艳羡的部分。或许也正因如此，国内的电影创作者更多时候考虑的都是向内挖掘本土观众对电影的喜好，而鲜少研究国际观众和国际市场，并尝试做出同样适配于国际传播的创作。

Trinity Filmed Entertainment公司联合创始人、执行总监塞德里克·贝雷尔就指出了这一点，“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制片人很了解自己的本土市场，他们做得很好并且也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他们不太了解国际市场的运作模式。”

具体而言，比如发行模式上国内外就有巨大差异，如果不了解并适应，必然会使得国际传播受限。塞德里克分析道，中国市场的发行时间很短，可能在发行前都没有听过它的预告。而在西方，一些电影在没有开拍之前就会知道它要上映了。“预告和上映期间，有至少四个星期以上的时间，让发行公司能去寻找合适的方式宣传这个片子，更早地接触这个片子，就会给到他们发行的建议。”

当然，很多时候文化产品的销售成绩不完全取决于销售手段，也极大程度关乎于创作本身，如何在创作中讲好中西方观众都爱看的故事是一个复杂而长久的命题。

在宁浩看来，情感是造成壁垒的主因，“我老把电影分成左脑还是右脑，是更理性还是更感性。有理性的部分，就可以更好在不同的文化中传递。更感性的话，壁垒就会变强，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感受是不同的。我写故事的时候，会从感性的角度介入，但最后有个理性的‘桥’，就会让更多的观众看到。”

而《屋顶足球》的制片人任宁则提到，尽管兼顾中西方观众很困难，但有一种新的可能路径，“现在有一些从海外留学的编剧和导演，有跨文化的背景，回国后制作电影。他们写的一些故事，可能会有跨领域的元素。比如电影《过往人生》，就讲述了一个韩国人在纽约的爱情故事。有没有可能我们也能写类似的故事，从而打破文化壁垒。”

这样的创作者在国内并不少见，但这样的故事会否被写作、以及会否有投资人和制作团队愿意将它制作出来却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本质上，国际视野的掌握没法仅靠导演、编剧或制片人个体的转变，而需要整个产业都从观念上有所更新，才能形成全流程的国际项目孵化并将经验传递下去。

任宁就表示，期待在国际合作里，有更系统化的组织出现，“我在国外拍过片，然后回来就会有朋友问国外的资源，但都是个人对个人，比如找演员。这样的制片工业过于私人，如果它可以系统化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