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这本书的高妙之处在哪里？

《资本论》其实不仅算是政治经济学的原典，在整个西方近现代史上影响力都很大。尤其是在20世纪，欧洲的大多数文化、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理论，或多或少都会与《资本论》产生联系。所以，即便是在文学、美学等学科里，讲究点的学校也会让读《资本论》的原著或者摘选作为原典训练的一部分。这一点，基本上涉猎过世界现当代思想史的都应该有印象。

我个人认为《资本论》的价值，更多的在于马克思撰写这本书时的冷静。尽管马克思是一个批判资本主义的人，但是对于“资本”本身，他的视角却是很客观的。一方面，他承认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另一方面他又从资本的演化追根溯源，分析资本主义未来的变化。这对于具有准意识形态特征的经济学来说，其实是相当难得的。

《资本论》的客观性，体现在即便是以今天的视角看《资本论》里的一些论述，其实也能找到当下社会问题的一些根源。而且，还能够打破一些人对未来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第一章的这段话：

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该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而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由此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与生产力成反比。

这段话看起来很简单，一点都不难理解。但如果仔细理解一下的话，就会意识到很多不对劲的地方。

比如，“商品的价值量与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与生产力成反比”。

现在很多人一问要如何才能“阶级上升”，必然说的就是四个字“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的上升。而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量与与生产力成反比”，这是因为在《资本论》里，商品的价值是由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生产力的提升可以大大缩短劳动时间，所以商品的价值也就降低了。

所以，“产业升级”到底能不能让人过上“好日子”呢？答案是，既能又不能。说“能”，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上升，标准工业品的价格一定会不断下降，也意味着普通人可以用更短的劳动时间购买到这些工业品；说不能，是因为人在生活中的消费需求不只有标准工业品，还需要有非标准的服务（在马克思这里，服务也是一种商品），而非标准的服务的生产力受限于人的生物能，这个的提升是有上限的。

打个比方，我上大学的时候，剪头发是10元一次，如今同样剪头则需要100元一次。尽管价格涨了9倍，但原来剪头一次需要20分钟，如今还是需要20分钟，“生产力”丝毫没有提升。而同样是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入门的普通国产轿车也要10万一辆，而如今配置和性能都好的多的国产车甚至六七万就能买。也就是说，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位理发师需要给1万个人剪头才能相当于一辆车的价格，而如今只需要给600个人剪头就可以了。

正是因为人对于非标准的服务有需求，因此伴随着“生产力”的提升，生活成本也一定会上升，高收入和高物价也一定是绑定的。

很多人在说“润”这个话题的时候，之所以经常拿饮食、车等等来说事，也是这个原因。“商品的价值量与与生产力成反比”，发达国家生产力的提升，具体表现就是其生产标准化工业品能力的提升（农产品也是具有标准化特性的工业品之一）。而这种提升，一定会导致其农产品、汽车等的价格下降。（当然，各地因气候条件、交通条件、房租、关税等会存在区别，但大体上这个规律是不变的）但只拿这种标准化工业品的相对低价来说“国外生活成本低”这显然就是耍流氓了。

而这个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发达以及中国部分地区国家蓝领与白领工资的倒挂。一部分技术蓝领的工资高，除了是对其高劳动强度和危险、脏乱的工作环境的补偿之外，也与大多数蓝领工作的“必要劳动时间”已经达到极限有关。至少在目前，这些工作无法依靠技术的升级来实现生产力质的升级。但白领工作的效能却可以借助于技术实现质的提升，比如在电脑普及以前，会计需要对各个子公司手写的账目一一核算，但是如今有了计算机，借助计算机的计算性能，现在一个会计一天就能干过去一个月的活。这种升级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也就是自己的工作不值钱了。为此，他就必须要延长工作时间，以更高的强度来工作，各种加班也就成为了常态。

所以，如果一定要说未来有哪些行业的收入是会不断增长的，那就是那些社会刚需，无法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且必须依赖人的岗位，如理发师、育儿嫂、保洁、电工等等。反而是很多白领岗位，随着生产力的升级，岗位数量会被不断压缩，更有可能整个岗位都直接被取消。

在这个角度上说，我们要如何定义一个社会的“发展”？或者说，如何定义“好的生活”？在之前的某个问题里，我说过“只要你把使用某种可批量化生产的标准工业品作为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志，那么随着技术的进步，你总会过上你期待中的生活”——这就像几十年前我们的祖辈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样。只要水泥钢筋的产能管够，电灯电话的生产线开足，普通人住楼房、用电灯，那简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但如果说吧“好的生活”定义为“很小的工作压力”、“很轻松的就能实现阶层上升”等等，那就不用想了，因为这些与物质生活就无关了。

那么，在弄明白“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之后，有些事情也就很容易想通了。

比如，现在的人之所以觉得“生活压力大”、“成本高”等等，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所有人对于“好生活”的理解必然是基于当下物质水平而得出的，但又因为每个人必须要有必要的劳动时间才能获得相应的收入，那就意味着你想获取的“服务”越好，你就必须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因此“压力”这个东西只会随着你对于生活的期待而不断提升。但换个角度，如果我们能理解到生产力的提升能够极大缩短标准工业品的必要劳动时间，那么在放弃一部分对“好生活”的期待之后，你就会立刻享受到人类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质量的升级。

当然，现实中我们有一个词来形容这种行为——躺平。

现在，一个年轻人说自己不买房不生娃可以过得挺好，这并不是夸张。因为本质上说，买房、生娃都属于为“服务”（比如，市中心的房子、学区房等就是为生活便利性和“教育”付费）付费。且这个东西，一定是与你自己的收入水平而不断上升的。但如果我只消费标准化工业品呢？

一辆普通国产车，几万块钱，日常使用并不会与几百万的豪车有太大区别——反正遇到堵车，谁都过不去。天天大鱼大肉，一月两三千块钱其实也够了。热门的游戏电脑，我把配置拉到满，两三万块钱就能享受有史以来人类最顶端的民用科技成果……

你会发现，只要不养娃，一年挣个五六万都可以活的挺爽。

而马克思在提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曾经说过共产主义的一个前提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当年，我并没有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今天看来，“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应当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而言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过剩”，所以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甚至还可以实现某种形式上的“各取所需”——如当下一些欧洲国家推行的全民基本收入，就可以视为是物质生活层面的各取所需。按照当地的物价来说，这些基本收入基本足以保障普通国民过上基本现代水准的生活。

但当年马克思忽略的一点是，人毕竟还是一种社会动物，攀比是少不了的。当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时候，人还可以从物质生活以及“服务”的差异性入手，来表明自己的身份。这其中最最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各大品牌搞出的所谓“限量款”。其实，稍微理性一点的人都明白，那些所谓的“限量款”往往并不是因为使用了什么地球上数量有限的资源，只要品牌方愿意开足马力生产，价格很快就会跌到妈都不认。

如果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其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欧美国家的物质生活就已经到了一个增长几乎停滞的“高原”。那非常符合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结果后来就有了符号消费，有了消费主义。通过制造不同层次的符号，资本主义的体系重新得以维持。

为什么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欧美国家的物质生活进入到了一个“高原”呢？因为我们认真想一想就会发现，今天欧美人所过的生活与半个世纪以前，其实差别并不大。今天的人开汽车，半个世纪以前的人也开汽车；今天的人能坐飞机，半个世纪以前的人也坐飞机；电灯、冰箱、电视、电话等等，现代生活的这些基础设施，以前也一样不缺。唯一可能有区别的就是电脑、手机、互联网这些——但很显然，这些提升的只是“生活效率”而不是“质量”。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是否强行让科技停滞、减少大学生和白领的数量，生活质量就能变高？答案也是否定的。即便不考虑外部的竞争，仅从内部来说，当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提升缺乏坚实基础的话，因为标准工业品的生产时间无法缩短，生活水平就会长期停滞，生活质量的提升也就无从谈起。但如果奔着提升生产力的目标去，工业的价格下降一定会带来生活之类的提升，但那些必须的、无法压缩必要劳动时间的消费，却也会推高生活成本。

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死亡循环——你只要被卷入其中，你就不能停下来。同时，你对于符号消费的欲望越强，这个体系对你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在现实世界中，资本注意的生产关系还有另一层隐秘的存在——就是剥削。尽管当下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殖民地体系，但是国家与国家之前在产业链层面的隐性剥削还是存在，且一些国家可以利用自己的军事、科技等优势，利用汇率差来让本国的穷人也能获得比一些落后国家的中产更好。这一点我无需多解释，应该很容易懂。

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书里曾经提到了一个“垃圾场”的概念：

“地球已经满负荷”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论断。它不是指地球的状况，而是指地球上居民的生存方式和方法。它标志着“无人区”的消失，标志着能够被界定或被视为无人居住、没有主权管辖的土地的消失，标志着可以作为殖民地的土地的消失。这样的土地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持续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之下，扮演着人类垃圾场的重要作用，现在它们基本上不复存在。制造“人类废弃物”，或者更正确地表述为，制造无用的人（“过剩”“不必要”“编外”“冗余”的人口，即那些不能被留下、也不被接纳的人口），是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也难以处理的结果，与现代化如影相随。这是秩序建立（每种秩序都会丢弃现存人口中“不协调”“不合适”或“不受欢迎”的部分）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可能不破坏和废弃之前行之有效的谋生方式，也必须剥夺一些从业者的生计）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

只要现代性（即永不停歇、引人入胜、使人沉迷的现代化）仍然是一种“特权”，这种情况就将持续下去。一旦现代性如人们所望，艰难地挣脱束缚成为全人类普遍的福祉，它在这个星球上的统治影响力也就走到尽头。当现代化的胜利号角响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全体人类的生产和消费都以货币和市场为中介，当商品化、商业化和货币化进程渗透进人类的每个缝隙，本地产生问题的全球化解决方案也就不再可行，或者说本地过剩人口的全球出口方案不再能够实施。所有地方，尤其是高度现代化的地方，现在都要承受现代性取得全面胜利的后果。他们必须寻找这个全球性问题的本地化解决方案，但他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当代人在当地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即是所谓“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其实这已经是文化理论中老生常谈的内容，这种困境在目前来看已经没有解决的途径。而即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解体，也未见得在物质丰裕的情况下，人就一定可以获得“自由”。回到开头引用的这段话：

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该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而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由此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与生产力成反比。

那么现在你应该就可以明白，资本所主导的生产，其天然的矛盾性就在于它必须通过更短的劳动时间来使商品过剩，但同时也必然使生产者要通过更多的消费来消耗这些商品——而为了消耗这些商品，它们又必须赋予不同的商品不同的符号价值，让消费者付出更多的必要劳动时间来进行消费。（消费主义、景观社会等等理论，其实都是从资本生产的这一特点上推导出来的）

而顺着这一点再来理解，其实工业化与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也就很好理解。当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方式将人类的各种日常必须劳动商品化之后，由于日常必须劳动的生产力无法提升，而标准化工业品的价格又会随着生产力的快速提升而下降，那么二者的走势曲线一旦突破某个临界点，就必然出现合格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收益要低于成本的情况。翻译成人话来说就是，一个月挣5000块钱，你自己花能花的挺爽，但如果拿来养孩子嘛……那就真是无底洞。

以上我说的这些也并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实际上，在20世纪的西方文化理论中，这样的批判还是挺多的。而我说的这些，只是根据《资本论》的这段话引申出来的一点看法——尽管这段话看起来平平无奇。如果有时间能把这本书多看几章的话，那么普通人也会有别样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