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彩礼“狂飙”，女性陷入两难：要被批评物化，不要如何体现价值？

转自腾讯新闻知识万象

在从夫居普遍的时期，结婚往往表现为女性嫁入男方家庭，与男方父母同住，彩礼则是作为男方父母感谢女方父母辛勤养育的表示，而在当代社会，更多新婚夫妻结婚即与长辈分居，这也加剧了分家的提前，使婚姻成本增加。

近年来因为彩礼不断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男性作为婚姻成本承担主体，其成婚经济压力飙升，成婚难度加剧，农村家庭因婚致贫、返贫现象增多，严重阻碍乡村振兴进程，女性作为要价主体，也陷入了两难境地。

有研究发现，一个村庄里，一户人家在外面打工挣了钱，回家给儿子娶媳妇时盖了新房、买了新车，这个标准很快就会在这个村庄传开，并被效仿，形成“婚备竞赛”，作为“风光、体面”的象征，对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村家庭则形成了更大的经济与舆论压力。

农村结婚成本高一直是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尤其“天价彩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冲上热搜，引发全民关注。关于彩礼的研究有很多，官方也非常重视并积极治理，但整体看来效果不彰。

“天价彩礼”的症结是什么？婚姻成本会一直高下去吗？高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哪些？如何让彩礼回归到本来的意义？

腾讯新闻知识万象对话西安交通大学段朱清老师，邀请她围绕相关话题展开讲讲。

访谈专家：

段朱清丨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问：你和团队为何会关注农村婚姻及彩礼问题？

段朱清：我自博士入学以来，就一直跟随我的导师靳小怡教授关注农村人口婚姻缔结领域的相关议题。我们所在的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长期致力于中国性别失衡问题研究。

由于传统从夫居观念与男孩性别偏好的影响，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已长达近40年。在普婚文化背景下，男性人口过剩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已经带来系列严重后果，其中就包含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高额彩礼问题。

问：你们的研究是如何开展的？

段朱清：我们“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团队于2018年在全国11个省份上百个村庄开展了农村人口婚姻家庭调查，希望通过数据观察中国农村的彩礼实践。18年是基期数据，最近我们也正在筹备下一次大型调查。

问：关于高价彩礼的研究已有不少，你们的研究和其他团队有什么不一样？

段朱清：学界已有诸多研究围绕彩礼的成因、现状与后果展开，也有了不俗的研究成果，而我们的研究则更多关注男性主体本身，聚焦微观个人，试图通过解构个人层面多种因素，来以此为切口观察时代变迁、解释彩礼为何持续飙升。

我们的研究发现，高额彩礼之所以可能，是农村男性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诸多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包含农村地区女性外流、普婚文化舆论压力、城乡通婚圈融合带来的更严峻的婚姻竞争、对婚房等更多消费要求出现、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带来的新婚小家庭要价能力增强等等。

问：在你看来，导致婚姻成本上升的因素有哪些？

段朱清：婚姻成本是一个比彩礼更大的概念。直观而言，因结婚而产生的直接费用近年来一直在上涨，伴随物质生活不断丰富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结婚时买房、买车、旅行结婚、拍婚纱照、举办婚礼、购买钻戒三金等首饰都逐渐成为更多人的选择，这直接导致了婚姻成本内涵更加丰富、婚姻成本金额激增，且现在伴随跨省、跨地区通婚的增多，婚姻成本的支付形式越来越货币化，进一步表现为金额上涨。

就深层次而言，这与家庭规模小型化、分家提前、个人主义凸显、婚姻成本最终流向有关。在从夫居普遍的时期，结婚往往表现为女性嫁入男方家庭，与男方父母同住，彩礼则是作为男方父母感谢女方父母辛勤养育的表示，而在当代社会，更多新婚夫妻结婚即与长辈分居，这也加剧了分家的提前，使婚姻成本增加。

问：为什么“天价彩礼”的问题经常引发热议？

段朱清：“天价彩礼”之所以这么受关注，一方面，因为婚姻大事牵涉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也涉及婚恋观、价值观变革，每个人对这一问题都多多少少有所经历、或有一定见解。

另一方面，近年来因为彩礼不断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男性作为婚姻成本承担主体，其成婚经济压力飙升，成婚难度加剧，农村家庭因婚致贫、返贫现象增多，严重阻碍乡村振兴进程，女性作为要价主体，也陷入了两难境地。对于整体社会而言，物化婚姻、商品化女性的不良风气蔓延，不利于弘扬和践行积极婚育观念。

相较于婚房等更偏刚性需求的婚姻成本，彩礼在中国人的心中是“礼”的象征，支付彩礼的仪式象征着男方家婚娶媳妇的诚意、也在现实层面（非法律层面）表示了这段婚姻的排他性。这个原本带有“礼仪”色彩的环节，现在金额飙升，对大家的价值观、金钱观、婚恋观的冲击较大。

问：你在研究中提到“资本下乡”对婚姻成本的影响，可否展开讲讲？

段朱清：资本下乡指的是市场经济发展、资本市场中的交易观念对农村熟人社会、乡土社会带来的价值观冲击与行为模仿效应。

有研究发现，一个村庄里，一户人家在外面打工挣了钱，回家给儿子娶媳妇时盖了新房、买了新车，这个标准很快就会在这个村庄传开，并被效仿，形成“婚备竞赛”，作为“风光、体面”的象征，对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村家庭则形成了更大的经济与舆论压力。

问：从时间跨度来看，婚姻成本上升有哪些关键节点？趋势一直往上吗？有回落的迹象吗？

段朱清：从我们的研究数据来看，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在2003年开始涨幅明显加快，并在2016年以后出现第二个小高峰，暂无回落迹象（我们的数据截止2018年）。

这个涨幅持续并显著快于全国人均GDP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客观上确实使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愈发沉重，压缩农村共同富裕空间。

问：空间跨度呢？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有何不同？华北地区和南部宗族地区又有什么差异？

段朱清：婚姻成本的地区差异明显，我们的研究涉及彩礼、婚房、婚礼和媒人四项费用支出，东部地区明显婚房支出最高、西部地区彩礼支出最高，这也更加说明中国区域间面临的高额婚姻成本问题其内涵是不同的（我们调查省份暂不涉及南部宗族地区）。

如果说西部农村男性面临的成婚障碍是“生存问题”，那么东部农村男性面临的则是“发展中的阵痛”。我们的数据显示，四川在调研的11个省份中，其农村男性婚姻总成本、彩礼金额均是最低的（彩礼最高的省份是甘肃，覆盖所有年份结婚的全样本均值为41000多元，相比而言，四川仅有9000多元）。

问：你在研究中提到，农村婚姻成本平均值是8万左右，这和大众理解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结婚成本似乎有出入，为什么？

段朱清：这与我们的调研抽样人群与统计方法有关，我们在2018年获得的是截面数据，统计了自1988年至2018年结婚所有人群的婚姻成本。

我们的调查样本中，2018年结婚的农村男性，其婚姻成本已高达25万元。但是这几年来，这个数字确实激增得更为严峻。

问：治理天价彩礼问题，你有哪些具体有效的建议？

段朱清：我们关注到许多地方采取的治理措施，但确实存在流于表面、收效甚微的情况，这说明治理政策还有完善与调整空间。

考虑到中国人“安土重迁”“安居乐业”的观念，我们的研究认为，婚房开支的不断飙升，是当前彩礼金额激增的关键因素之一，伴随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与分家提前，新婚夫妻结婚时对拥有属于夫妻二人单独婚房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因此，可以给予新婚夫妻首套房购买优惠政策，切实降低新婚夫妻成婚经济负担，也是坚决贯彻落实“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有效举措。

但同时，又要防止“骗婚”等违法行为滋生，这也对购房者资格审查、信息入库、房地产市场监管等系列配套措施提出更高要求。

另外，需要切实推进改善农村地区妇女教育与就业性别歧视，性别不平等也是高额彩礼滋生的温床，切实推动性别平等，将有助于引导两性对个体价值、拥有资源有正确看法，树立健康的婚恋观，让“美好婚姻的基础回归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