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着急与中国谈核，但最该担心的却是伊朗和美日”？｜文化纵横

【导读】近日，美国首次在菲律宾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系统“堤丰”，具备发射能装在核弹头的“战斧”式巡航导弹能力，对中俄及亚洲安全构成威胁。近年来，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引发人们对核危机的担忧，《奥本海默》《辐射》等相关主题的影视剧集的火热，似乎也暗合了社会各界的隐忧。在未来，拥核武器国家的数量会增加？核武器有可能被再次使用吗？

本文回顾了核扩散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并认为，未来十年的核扩散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但没有过去那么严重，也更容易控制。一些风险因素在历史上已经长期存在，但并未导致大规模扩散。以美国为主导的防止核扩散机制今天仍在正常运转，美国和国际社会也往往能够在非常规战争中控制核武器的使用。其次，大国竞争虽曾损害防扩散，但这取决于大国将防扩散置于何种优先级。当前安全环境虽带来压力，但扩散可避免，这取决于大国的行动。

作者指出，一些所谓的“新风险”被高估了。当前，美国核工业的有限反弹、全球协同防控措施的加强，以及美国其他杠杆能力，这些都缓解了核工业衰退的影响。俄罗斯也无意愿和能力推动核扩散。当然，全球安全环境的恶化、大国竞争的加剧以及美国在执行制裁和达成交易方面效力的降低，的确值得关注。在亚洲和中东区域，作者认为美国更有动力控制日、韩两国的拥核野心，而中东区域情况更加复杂，各主要大国有多大决心真正介入，还是个问题。

本文作为近期欧洲关于核扩散问题讨论的一部分，对西方核战争担忧做出了回应。文中对美国在核问题上的作用、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对待核武器的态度，带有较为鲜明的西方立场，请读者们自行判断。而本轮欧洲核危机舆论背后的国际政治、关系影响，也需要更为深入、全面的观察和探讨。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世界权力的迭代与重组”之二十四，编译自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研究报告《乌克兰之后核扩散的未来》（Le futur de la prolifération nucléaire après la guerre en Ukraine）。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3年第14期  总第186期

乌克兰冲突后核扩散的未来

Nicholas Miller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

慧诺(编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谈行藏 (审校)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引言：核扩散再次成为国际焦点

在未来十年，核武器的国际格局将经历一系列变化。一种焦虑情绪似乎在国际社会上重新蔓延开：核武器国家的数量会否保持在当前的九个，逐渐增加，或是显著扩大？

近年来，一些专家提出了对核扩散加剧的担忧。他们认为，由于安全环境的不断恶化、大国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面临的压力增大，加之《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的出台和NPT缔约国之间分歧的加深，世界的核扩散风险日益增加。

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中，俄罗斯多次提及使用核武器，增加了各国对核扩散威胁的担忧。此外，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和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也加剧了人们对放弃核武器后可能遭受攻击的担忧。

尽管长期以来，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一直预测我们正处于核扩散的临界点，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未濒临崩溃，我们也没有经历过核武器扩散的快速浪潮。相反，许多国家已经放弃了核武器计划，核扩散的速度相对较慢；平均每七年增加一个新的核国家，这也有助于国际社会更有效地管理这一问题。实际上，没有任何国家正在积极开发尚未拥有的核武器，在过去15年中也没有新的国家获得核武器。

▍增加核扩散风险的四大驱动因素

四大因素有可能加速核扩散：1）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2）美国防核扩散政策效力的下降，3）防止核扩散防条约受到侵蚀，以及4）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的具体教训。

（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

过去几年，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俄罗斯与西方决裂，与乌克兰的冲突依然未得到解决，而与美国的双边军备控制安排则逐渐被边缘化。中国在增加核武器库存。朝鲜在核武器项目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伊朗则扩大了其在中东的存在，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核武器门槛，其目前的突破时间以天计算。分析人士指出，这种环境的两个具体特点可能引发核扩散：1）各种地区安全威胁的强度增加；2）以美国为首的单极化消亡，大国竞争随之回归。

1）安全威胁

核扩散通常由安全威胁驱动，国家为平衡对手或防御常规威胁而寻求核武器。在欧洲、东亚和中东，安全竞争的加剧可能增加核扩散的风险。例如，伊朗可能为威慑以色列或美国而发展核武器，沙特可能跟进；韩国和日本可能因不信任美国的保护而考虑核选项。

2）大国竞争和美国霸权的结束

核不扩散机制是在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中形成的，然而在冷战结束后的单极世界中，这一机制得到了加强，并在多个方面得到了发展。在后冷战时代，朝鲜成为了唯一的新获得核武器的国家。在单极格局下，由于安全环境的改善，美国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其影响力来防止核武器的扩散，这有助于推动核不扩散议程。即便在两极格局下，冷战后期的核不扩散工作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得益于当时大国间竞争的相对缓和，为超级大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便利。

这些观点暗示，随着单极格局可能的终结以及大国竞争的加剧，核扩散的风险可能会上升。随着这些大国间的紧张关系增加，它们在扩大核不扩散机制成员国和执行相关协议方面的合作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大国间竞争的加剧可能导致对国际安全“良好”定义的认识差异扩大。此外，美国和俄罗斯可能会基于维护联盟关系而在某些核扩散案例中采取双重标准，正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核计划所采取的态度一样。

在这样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如果伊朗决定发展核武器，俄罗斯或中国是否愿意视而不见？同样，如果沙特阿拉伯或韩国开始自己的核武器计划，美国是否会采取与对待其他国家相同的措施？这些问题凸显了大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可能面临的道德和战略挑战。

核不扩散在单极世界中得到加强，因为美国能够通过胁迫防止扩散。但随着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间竞争的加剧，合作防扩散变得更加困难。大国可能因联盟关系而在核扩散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如美国过去对巴基斯坦的态度。这可能导致对伊朗、沙特、韩国等国的核野心采取不同反应，增加扩散风险。

（二）美国防止核扩散的政策效力下降

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在防止核扩散方面的能力可能正在减弱，主要原因包括：1）作为安全保障提供者的可信度下降；2）在民用核能市场的主导地位减弱；3）实施有效制裁的能力下降；4）履行核不扩散协议的可靠性受到质疑。

1）安全保障的不确定性

美国通过结盟和安全承诺作为核不扩散的关键策略。研究显示，与大国结盟减少了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因为它们通过联盟获得了额外的保护，如美国对德国和日本无核状态的保障。然而，如果盟友的安全承诺显得不可靠，一些国家可能会寻求发展核武器作为保险，如中国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核计划。

分析家担心，随着美国盟友对美国可能撤回安全承诺的担忧增加，或者在竞争激烈的安全环境中美国承担的成本和风险上升，核扩散的风险可能会上升。例如，特朗普若在2024年当选并退出北约，可能会促使德国或波兰重新考虑其核政策。

2）在民用核能市场中的地位被削弱

美国通过提供民用核援助作为防扩散策略，以此换取各国接受监督和防扩散承诺。这种策略曾成功促使韩国、中国台湾和瑞典等放弃或避免发展核武器，并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近年来，美国在核能市场的影响力下降，影响了其利用核援助作为外交筹码的能力，特别是在与沙特的谈判中。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在核能市场的影响力增强。

此外，美国的原则也受到质疑。特别是在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中，美国和英国将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帮助澳方组建核潜艇编队。这可能为其他国家，如伊朗，为其潜艇推进所需的高浓度铀提供辩解，引起了防扩散倡导者的担忧。

3）制裁的效力递减

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利用经济和金融手段推进核不扩散，通过威胁或实施经济制裁来阻止国家发展核武器。制裁有效遏制了依赖美国的国家寻求核武器，并促成了南非、利比亚、伊拉克和伊朗限制其核计划。美国还通过二级制裁，对与主要目标有业务往来的国家施加成本，取得了效果。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制裁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更多国家学会规避制裁，减少对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依赖。这可能削弱了核武器扩散的主要抑制因素，如伊朗可能认为他们越来越能承受制裁的代价。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况下，这尤其危险，可能导致联合国安理会难以实施多边制裁。

此外，扩散者可能认为美国实施军事惩罚的意愿在下降，因为美国更关注国内问题和大国政治。例如，叙利亚多次使用化学武器却只受到象征性的军事回应，而伊朗自2018年以来在核项目上越过多个红线，却未引发攻击。

4）无法维护《不扩散核协议》

分析家指出，美国在核不扩散领域的信誉可能正在下降，这影响了其作为谈判伙伴的可信度。为了说服国家限制核计划，美国需要提供可信的保证，即如果他们减少核活动，制裁等惩罚将被取消。如果扩散者认为无论如何都会受惩罚，他们就没有遵守美国要求的动力。

然而，历史表明，美国在取消制裁和恢复经济方面表现不佳。例如，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并重新实施制裁，以及北约在利比亚行动后未能提供安全保障。此外，乌克兰在放弃核武器后得到的安全保证也未得到充分兑现，这加剧了对美国承诺的怀疑。在朝鲜问题上，尽管举行了多次峰会，但因担心解除武装后的命运，朝鲜对美国的承诺持怀疑态度，这些峰会最终未能取得成功。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对美国在防扩散问题上信誉的担忧。

（三）防扩散条约本身也被不断削弱

分析家们指出，增加核扩散风险的第三个因素涉及核武器和防扩散的规范环境。主要有两个问题：1）核大国未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承诺，这可能对防扩散体系造成损害；2）随着《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实施，这种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1）未能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规定

分析家们担心，核大国未能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第六条的核裁军承诺，可能削弱无核武器国家对NPT的信心。尽管冷战后有一段时间核军备控制取得了进展，但近年来核武库的扩充和更新趋势，以及核军备控制被认为的"死亡"，增加了无核武器国家退出或减少与NPT合作的风险。这两次NPT审议大会未能达成共识，反映了这种紧张关系。

第六条被视为核秩序的"关键因素"，军备控制的衰退可能破坏这一秩序。当核武器国家未能履行责任时，无核武器国家可能不愿意加强防扩散机制，这可能增加对机制的压力，使得对挑战该机制的国家如伊朗采取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2）《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出现

无核武器国家的不满可能导致2017年《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的产生，该条约旨在推动核裁军。一些分析家担心，如果国家因此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PNW虽要求保障监督，但未达到NPT《附加议定书》的更高标准，批评者认为这是一个错失的机会。

如果TPNW成功降低了核武器的合法性，可能导致受核保护伞保护的国家寻求自己的核武库，尤其是如果核大国如美国不再愿意实施核威胁。更甚的是，TPNW可能引发NPT的部分崩溃，因为需要核武器进行威慑的国家可能对强调核裁军的国家感到失望，而那些担心NPT下横向扩散的国家可能完全放弃该条约。简而言之，无核武器国家的挫败感可能最终导致它们重新考虑在防扩散和核获取问题上的立场。

（四）俄乌冲突的教训

许多人认为，乌克兰冲突可能通过传达两个相互矛盾的信息，增加了核扩散的风险：一方面，拥有核武器会助长一方发动军事行动的底气；另一方面，核武器又被视为一国国防的最终安全保障。

▍“核扩散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可怕”——这是为什么？

尽管存在多种因素可能引发核扩散的担忧，但实际情况并不像普遍认为的那样严峻。

首先，尽管安全环境的紧张、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任下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履行问题，以及核武器在对无核国家的侵略中的使用，这些因素在过去都曾出现，但它们并没有导致核扩散的大规模增加，反而为当前如何更有效地控制核扩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其次，尽管存在一些新的风险因素，如美国制裁和外交政策效力的减弱、美国核工业的衰退，以及《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出现，但这些因素不太可能成为推动核扩散的主要动力。

（一）过去是如何管理类似风险的

尽管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提供者的信赖正在减少，核大国也在背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要求，但这些情况并非核时代特有的新现象。历史经验显示，这些问题通常得到了有效管理，并未引发广泛的核扩散。

1）对美国可靠性的担忧

对美国盟友可靠性的担忧始于冷战早期。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随着苏联核攻击能力的增强，美国盟友开始质疑其保护意愿。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的缓和政策和战略收缩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尤其在亚洲。尽管如此，美国成功控制了局势，防止了核扩散，法国除外。

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后，北约盟国担心美国是否会在本土受到攻击时保护他们。法国、西德和意大利考虑联合开发核武器，以建立独立于美国的威慑力量。尽管这一计划最终失败，但西德和法国仍保持核野心。美国通过胁迫和安抚相结合的策略，成功说服西德放弃核武器计划。意大利则接受了美国的核武器部署。

法国最终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前沿部署核武器的替代方案。虽然这通常归因于对美国保护意愿的担忧，但法国的核武器计划实际上早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前就已开始。法国决策者在寻求建立核武库时，主要是出于地位考虑，尤其是为了巩固其大国地位。

在越南战争后，美国面临紧缩压力，“尼克松主义”出台，鼓励亚洲盟友自行加强防卫，并寻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这些变化导致韩国启动秘密核计划，中国台湾加速核计划，日本考虑建立独立核武库。美国通过奖惩结合的手段，成功说服韩国和中国台湾放弃核武计划，并通过安抚加强了日本保持潜在核能力的决定。

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相对衰落时期，美国在防止盟友核扩散方面的记录依然稳固。法国发展核武器虽是例外，但对美国可靠性的担忧可能并非其决定性因素。50年代和60年代初，核武器是威望象征，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规则，新核扩散者可能因寻求核武器而失去地位，被贴上“无赖国家”标签。

虽然历史让人对美国未来能力持谨慎乐观态度，但美国是否愿意向盟友提供保障并优先考虑防止核扩散是关键。这一目标过去常被视为理所当然，但考虑到特朗普在结盟和防扩散问题上的立场，其第二任期可能不将此作为优先事项。

2）缺乏核军控的承诺

核大国未能有效进行核裁军并非新现象。冷战后期，尽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70年生效，大多数核国家的核武库仍在增长，美国除外，其核武库规模保持在约20,000枚。冷战后，军控导致武库大幅缩减，但这一趋势可能正在逆转。

从防扩散角度看，尽管无核国家经常批评核大国裁军进展缓慢，但很少有证据表明这实质上影响了核扩散可能性或对防扩散机制的支持。定量研究显示，美国核武库规模与国家追求核武器、提供敏感核援助或在联合国支持防扩散决议的可能性之间没有显著关联。定性研究也发现，美国的军控和裁军政策并非影响国家对防扩散机制承诺的主要因素。因此，认为军控衰败会严重削弱防扩散机制的历史依据不足。

然而，在冷战期间，即使面对苏联数万规模的核武库，美国仍成功向北约盟友提供了保障，其数量比当前对中国核武库储备的预测量要大得多。

3）以往冲突的经验教训

核武器在历史上并未总是成功用于扩张或心理战目的。以色列在1967年秘密获得核武器，并在随后的阿以战争中占领了多片领土。以色列将其核武库作为迫使美国介入的手段。而以色列的阿拉伯对手，包括利比亚、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虽然因对抗以色列而寻求核武器，但都未能成功，且因核野心遭受了重大制裁或军事打击，这反映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外，还存在更有效的核不扩散机制。例如伊拉克，其核计划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被迫放弃。

巴基斯坦自20世纪90年代起利用核武库与印度对峙，包括在1999年的卡吉尔战争中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以阻止印度的大规模回应。尽管存在这种行为模式，但没有证据显示有国家是基于巴基斯坦的先例而开始发展核武器的。

4）安全环境不断恶化

当前安全局势以大国竞争和紧张关系为特点，与冷战时期的某些方面相似，引发了关于是否处于“新冷战”的讨论。

冷战初期，美苏主要关注相互竞争，对阻止盟友发展核武器的行动有限。在此期间，核国家数量从两个增加到五个，英国、法国和中国在1952年至1964年间成为核国家。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引发的“第二次冷战”更具启发性。这一时期展示了在大国激烈竞争的同时，防扩散机制相对强大，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供应国集团和美国的制裁政策。尽管如此，大国在防止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方面的努力并不成功。美国为了便于向支持阿富汗圣战者的巴基斯坦提供援助，放弃了防扩散制裁。到80年代末，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已拥有核武器。在八个核国家中，有五个（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在大国竞争加剧时期成为核国家的。

与其他风险因素相比，未来几年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紧张的安全环境中如何更有效地管理核扩散。历史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例如，当法国、英国和中国成为核国家时，美国成功地劝阻了西德采取同样行动；而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的同时，美国帮助遏制了韩国和台湾的核计划。

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区别在于，美国在成功案例中更愿意将防扩散作为优先事项，不仅提供激励，还使用威胁手段，如降低安全关系等级。而在不成功的案例中，美国要么只使用激励手段（如法国），要么几乎不采取行动（如英国），要么削弱了威胁的可信度，同时未能提供核扩散国家期望的安全保障（如巴基斯坦）。

这表明，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时期，核扩散并非不可避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这取决于大国采取的行动。随着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竞争加剧，这为未来提供了一些乐观的理由。然而，这也再次凸显了大国将防扩散作为优先事项的意愿的重要性，而这种意愿并非总是理所当然。

（二）新的风险因素

1）美国核工业的衰落

美国在核能市场的相对衰落确实削弱了其防扩散策略中的一个工具。例如，在与沙特就其新兴民用核项目进行谈判时，由于俄罗斯、法国、中国和韩国等国的竞争，美国的影响力受限。沙特可以选择其他对防扩散要求更宽松的供应商，或者通过威胁说服美国放宽限制，如允许其进行铀浓缩活动。尽管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其对核扩散的影响因以下三个因素而有所减轻：

首先，俄乌冲突促使欧洲国家重新考虑其核能进口政策，为美国提供了改善其核市场地位的机会。乌克兰和瑞典正用美国或法国核燃料取代俄燃料，芬兰放弃了与俄共建核电站的协议。尽管俄在全球核工业中占主导，但若潜在客户认为俄不可靠，俄地位可能下降。

其次，美国的防扩散条件严格，但全球保障监督措施一直在加强，减轻了美国单边影响力下降的影响。1992年，核供应国集团（NSG）将全面保障监督作为核供应协议条件。2011年，NSG加强了出口浓缩和后处理技术的条件。目前，141国实施了国际原子能机构《附加议定书》。尽管美国单方面规定能力减弱，但保障监督力度加强。俄不太可能直接转让敏感核技术或向拒绝保障监督的国家提供援助，多数客户可能实施《附加议定书》。但埃及和沙特尚未签署最严格标准。

最后，美国还有其他防扩散工具可弥补民用核市场影响力的下降。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有效使用制裁作为防扩散工具，威胁切断对违规国家的援助。美国与多数可能接受民用核援助的国家有广泛的经济和安全关系，提供了其他影响渠道。如果沙特或埃及转向其他国家建核电站，美国仍可通过军售、援助等发挥影响力，只要愿意利用。

2）《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出现

事实上，关于《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将如何导致新的核国家出现的论点却相当牵强，原因有二。

首先，TPNW缔约国因沮丧而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并寻求核武器的想法不切实际。支持TPNW的反核武器态度将难以为核计划动员支持。更可能的是，TPNW成员国或其他无核国家可能因抗议而退出NPT，但不会寻求核武器，或减少与伊朗等国的防扩散合作。然而，由于TPNW成员国普遍支持防扩散，不合作或退出NPT可能面临核大国的巨大代价。

此外，俄乌冲突可能增加对TPNW的支持，提高公众对核风险的认识，从长远看可能降低核威慑的可信度。但相反，欧洲公众可能更加理解核保护伞对其安全的重要性。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以及欧洲国防开支的增加反映了对安全环境的认识，这可能增强对北约及其核层面的支持。

3）美国制裁和外交的效用受到削弱

美国制裁和防扩散外交的有效性有可能下降，因为各国正在学习如何使自己的经济免受胁迫，或者不愿与他们认为不值得信任的美国政府进行交易，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风险因素。证据表明，美国的对手甚至盟友都在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不受美国制裁影响，美国制裁的频率和范围近年急剧扩大。俄罗斯和伊朗在西方强大制裁下的经济韧性，部分反映了美国制裁的主要目标之间增加的合作，以抵御经济压力。

同时，美国不履行防扩散协议的记录也影响着扩散者或潜在扩散者的考量。朝鲜官员以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为例，认为放弃核武库将不安全。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JCPOA）后，伊朗对美国履行承诺持怀疑态度，这也是拜登政府恢复协议谈判失败的因素之一。

这些问题对美国防扩散政策构成挑战，但主要影响对手而非盟友。在与盟友的互动中，美国除了经济制裁外，还有多种手段，如威胁减少或终止安全承诺，且美国解除制裁的承诺在盟友遵守协议时更可信。而对对手，美国主要依赖经济制裁，由于国内和地缘政治压力，美国需持续惩罚对手，无论其核行为如何，这使得美国难以令人信服地承诺解除制裁。

▍东亚和中东，哪里会更早出现下一个核武器国？

在20世纪70年代，尽管核武库增长迅速，美国在亚洲的可靠性存疑，以色列的对手还在试图收复1967年和1973年战争中失去的领土，东亚和中东地区并未出现新的核大国。一些新的风险因素，例如美国核工业的衰退和《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出现，其影响并不如初看时那么显著。然而，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可能导致核扩散问题被边缘化，美国制裁和核交易的有效性下降，这些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前，世界存在两个核扩散高风险地区：在东亚，日本和韩国是潜在的核扩散国家；在中东，伊朗（其次是沙特）的核计划受到密切关注。尽管欧洲有时也值得担忧，特别是当前各国在担心美国可能从北约撤军，但法国或英国忧可能提供更强大的核保护，欧洲有可能不会增加新的独立核武库。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中东地区的核扩散风险。

（一）东亚的潜在核扩散

东亚紧张局势促使日本和韩国增加国防开支，包括导弹和防御能力。韩国和日本对美国盟友可靠性的怀疑可能导致重新考虑核选项。但鉴于美国有动力和能力向两国提供保证，韩日未来十年获得核武器的可能性不大。

美国在东亚防扩散方面有成功记录，即使在外界质疑美国可靠性和实力时。美国有动机让韩日放心并加强承诺，无论是出于平衡中国的地缘政治考虑还是防扩散考虑。尽管特朗普可能回归带来不确定性，但两党共识可能转化为对加强日韩关系的跨党派支持。拜登政府通过加强同盟关系回应韩国总统的潜在核计划言论，包括加强核威慑磋商、更密切的作战规划和美国核潜艇访问韩国。韩国重申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承诺。美国也加强了对日本的承诺，支持其扩充军事能力。与此同时，美日韩同意扩大导弹防御合作。

即使日韩对美国安抚措施不满，追求核武器的代价和风险也过高。这将导致贸易制裁，破坏核能项目，可能导致美国减少联盟承诺，还可能招致中国制裁。

尽管有人认为，由于地缘政治竞争日益激烈，美国可能对韩国或日本核扩散视而不见。但这并不成立，原因如下：

首先，与英国和法国不同，韩日核扩散将发生在美国有强烈动机维护的防扩散机制下。虽然美国可以选择优先考虑大国竞争，但韩日与NPT的缔约国身份不同，他们退出条约可能为伊朗或沙特等国提供借口。

其次，抛开NPT不谈，一个拥有核武器的韩日对美国来说比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危险得多，因为它可能在美深度介入的地区引发核危机和军备竞赛。美国不太可能直接卷入印巴战争，但涉及韩朝或中日的战争则不同。确保减少核按钮的作用，避免中国或朝鲜为阻止对手获得核武器而引发危机，符合美国利益。

此外，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获得核武器损害了防扩散机制，但这并没有根本质疑美国对盟友的保证，因为它们并非美国牢固的盟友。相比之下，韩日拥有核武器将传递出美国盟友保证不足以确保安全的信息，这是美国官员不愿传递的。

简言之，即使在安全环境紧张的情况下，美国也可能有意愿和能力说服韩日保持无核状态。

（二）中东的潜在核扩散

中东地区核扩散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利比亚都曾尝试发展核武器。虽然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核计划被制止，但伊朗目前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核门槛。尽管美国情报评估认为伊朗尚未决定生产核武器，但其储存的60%浓缩铀使其距离最终爆炸仅有几天。沙特官员表示，如果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们也将采取同样行动。与东亚相比，中东的核扩散风险更大，因为美国制裁效力的削弱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在该地区更为突出。

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等盟友的影响力主要来自其安全保障，而对伊朗等对手则依赖于经济施压。过去十年伊朗核计划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2013年，美国和多边制裁迫使伊朗谈判，最终达成伊核协议。但2018年特朗普退出协议，削弱了美国外交的可信度。拜登上台后，恢复协议的谈判因伊朗寻求保证美国未来不会退出的"保证"而失败。同时，伊朗在规避制裁方面越来越熟练，其石油出口量大幅增加。

这两个因素削弱了美国利用制裁限制伊朗核计划的能力：制裁成本在下降，伊朗认为让步可避免制裁的信念也在下降。自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来，伊朗稳步扩大核计划。与此同时，中东安全环境也在恶化，正在进行的巴以冲突加剧了以色列和伊朗的“影子战争”，包括与胡塞武装和真主党的冲突，分析人士担心可能升级为伊朗直接参与。

在当前局势下，伊朗领导层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寻求发展核武器，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可能缺乏发动战争阻止的意愿或能力。虽然人们期待俄罗斯能对伊朗施加压力，但俄在恢复伊核协议的谈判中并未发挥建设性作用，表明其可能更重视与美及其盟友的竞争而非防扩散。俄中都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但两国也从与伊关系中获得战略利益，这可能使它们不愿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例如，伊朗为中国提供折扣石油，同时向俄提供无人机和导弹。

如果伊朗在未来几年内获得核武器，沙特将面临强烈压力需要做出回应，这与沙特官员的多次声明相符。在2023年10月巴以战争前，美沙正在谈判，内容包括沙以关系正常化、美对沙核能项目援助、美对沙的正式防御条约。如果达成协议，沙特将得到类似日本和韩国的美国保护，可能足以使利雅得放心，不再寻求自己的核武器。

然而，如果协议未达成，而美中俄继续争夺沙特这一战略伙伴，这种地缘政治竞争可能为沙特发展核能力提供机会。竞争可能导致沙特获得的核技术条件比美国核合作协议更宽松。如果沙特决定发展核武项目，美国可能也不愿对其实施惩罚，担心在"新冷战"中失去沙特。事实上，美国已表现出不愿因沙特建造秘密导弹工厂、卡舒吉案、减产提价等行为而惩罚沙特。

相比之下，在东亚，美国可能更有意愿和能力阻止核扩散。而在中东，大国是否能采取同样行动则更不确定。

▍结语：世界风云变幻，但核扩散风险依然可控

本文认为未来十年核扩散风险可控，并不比分析家们预测的严重。历史上的风险因素，如对美国盟友信任的担忧、核大国未履行裁军承诺、核武器支持侵略政策等，虽曾出现但未导致扩散激增。新的趋势如美国核工业衰退，也不太可能显著提升扩散风险。最需关注的是大国竞争加剧和美国防扩散措施效力下降。在东亚和中东，后者核扩散风险更高。

政策上，历史表明大国和国际社会的介入能有效管理核扩散风险。美国应继续向盟友保证，与盟国共同反对核扩散。面对地缘政治竞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也应优先考虑防扩散并寻求合作。若美国或其他大国降低联盟和防扩散的优先级，若特朗普上台引发政策逆转，将严重损害防止核扩散的事业，导致严重后果。但除非出现极端情况，未来十年核扩散大幅增加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