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拜金文化到工程师文化

01

净化商业文化的关键一战

对光大集团原董事长唐双宁、央行原副行长范一飞来说，4月是一个残酷的季节。

唐双宁涉嫌贪污、受贿案，由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范一飞受贿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黄冈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1993年至2022年，被告人范一飞利用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

如果平均折算到月，范一飞30年间每月非法收受财物在100万元以上。虽然相比赖小民远远不及，但足以令人咋舌。赖小民是从2008年至2018年，“直接或通过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余元，其中1.04亿余元尚未完成收受”，以到账计，平均每月收受财物1300多万元。

随着一批批金融高官、高管落马，可以说，净化中国商业文化的关键一战已经开启。

为什么说是关键一战？因为金融的地位太重要，体量太大，而长期以来，因其专业性，似乎游离于、凌驾于普通行业和普罗大众之外、之上。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一个有些特殊、对智商要求很高的地方，国家也另眼相看，给予其牌照、特许等非一般的待遇。

直到这些年金融乱象迭出，爆雷不断，才不得不严肃整顿。

回顾过去几十年，金融要么不出问题，一出就是大问题。而本质上，这又是因为金融的问题可以掩盖于一时，可以拖，以时间换空间。现在是水落石出，盖不住了。

朱镕基1997年12月接见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海外机构总经理会议代表时说，我们确实要提高警惕，认真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

第一，经济结构必须合理，不能搞泡沫经济；

第二，必须有一个健康的、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金融体系，我们现在还没有；

第三，我们国家还是要有储备。

谈到第二点时，他说：“我接到很多的反映，包括今天一位市长对我讲，银行系统的工资高，待遇、福利好，滥发奖金；人员随便提拔。我想，银行本身过去就是工资高一点的部门，高薪也是可以养廉嘛。现在的问题是，银行队伍里诈骗、贪污案件简直是骇人听闻。……我们拿人民的血汗钱，享受了这么高的待遇，我们就要兢兢业业地工作。另一方面，每一位行长一定要从严要求自己的队伍，毫不客气，对贪污腐败分子，一定清出来，一定不能手软，而且一定要从严。”

当年朱镕基对行长们说了四个“一定”，如果他知晓今天行长们自己都出了问题，不知作何感想？我们现在的金融监管制度、金融体系，离“健康的、完善的”还有多远？

制度、体系改革不是本文重点，我的角度还是商业文明。这也是不久前和一位金融机构负责人交流时所受的启发。

这位机构负责人以前不在金融业，来了以后发现有很多奇特现象：

一是不少管理者习惯性地认为拿几百万、上千万收入是靠本事，也是行业特征，有人因为出了些问题，年底被砍了一部分奖金，但还是有几百万，结果他找领导抱怨“这样的收入，我出去都不好意思跟同行说”；

二是一些管理人员生活作风混乱而习以为常，某些高学历年轻人也沾染其中，社交媒体上和金融圈相关的新闻非常“娱乐化”，而且很少是正向的；

三是一旦出现腐败，损失巨大。不是从贷款中吃点回扣那么简单，有的是内外勾结，款贷出去就没打算还，最后找个理由当坏账来处理。

说实话，我对于金融机构“限薪”一直是有看法的，觉得管着巨量资产的人如果得不到充分激励，他稍稍懈怠一点导致的“漏出”，远高于高薪。但这次交流，以及随后查了很多被查处的金融高官高管的资料，我的看法有所改变：金融业首先是建立什么价值观、树立什么风气的问题。如果拜金为上，无论怎么激励都是不够的。

02

几个吃饭的例子

2021年，我写过一篇《企业兴衰的20条简易判别法》，包括“企业领导人的办公室面积，与企业兴衰成反比”“读书多少，与企业兴衰成正比”“对员工人格的尊重程度，与企业兴衰成正比”等，我发现，生活和行为有度、有序、不过分的人，能走得更远。

前几天，听著名管理学者、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毛基业教授讲“一把手的数字化领导力”。他认为“读书多少，与企业兴衰成正比”这一条最重要。

他分享了亲自调研的三一重工的数字化转型案例，当时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每天下班后，1小时运动，1小时加班，1.5小时学习，凡是看了好的文章、好的书籍就让高管团队一同学习，学习完每个人要写300-500字心得，写数字化日记。

为防止高管让秘书写心得，他要求高管必须脱稿发言，并进行排名。每周的高管午餐会，30个高管要回顾当前数字化转型项目的问题，周六扩大到80多个高管，月例会让更多的人参加。如果不是一把手亲自带头，要打破路径依赖是很难的。

前述金融机构负责人也提到，企业一把手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如何对待家庭，可能是比财务报表更重要的依据。他们已开始探索，对企业实控人的人品、诚信、作风进行画像，作为贷款增减的依据之一。

“就算企业目前业绩还可以，但如果实控人忘乎所以，二奶三奶好几个，对孩子也不花心思好好培育，将来也会出问题的。那我们就要谨慎一些，调降一些额度。”

我是赞同这样的防风险思路的。即我们可以从企业领导人的生活方式推演到企业的命运。

这里举几个和吃饭有关的例子，以作正向的说明。

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先生是我20多年一直学习的人，我去看他，就一起在他办公室吃中饭，两人通常是三菜一汤，比如：西红柿蛋汤，花菜炒肉，清炒菜心，炖蛋，再加一碗米饭。他滴酒不沾。

正泰集团创立于1984年，今年是40周年。我到其杭州总部参观时，中午在小餐厅吃自助餐，菜是普通家常菜，不超过十种，另有主食、汤和水果。我听介绍，集团创始人南存辉经常忙得连到小餐厅的时间都没有，他在办公室吃更简单的托盘装的盒饭，吃得还特别快。

牧原集团是以生猪养殖为核心的综合型现代化集团。我今年春节前去调研，中午先到南阳市的方城吃烩面，本地几位经理陪同，剩的一点菜他们都打包，说公司要求不能浪费。晚上在总部和集团高管吃饭更让我开了眼界，上菜前，一位高管先自己充值了1000元作为抵押金，服务人员根据进度决定还要不要上更多的菜。等全部光盘结束，拍照片上传，1000元退回。这不是做给谁看的，就是他们的文化，也有制度保证。

去年12月我到比亚迪深圳总部，在礼宾楼餐厅一个房间吃饭，墙上一个镜框里写了这样一段故事，2021年2月2日，王总与多位高管在礼宾楼召开晚餐会，讨论公司战略目标。当天刚好是小年，礼宾楼特意准备了两盘饺子，每盘饺子里都包了一枚硬币作彩头。第一盘荤饺子，大家请王总先夹，王总第一口就吃到了硬币，大家惊呼“王总好运气”。第二盘素饺子，王总让大家先夹，看看谁能中第二份彩头，没想到等到最后，还是他吃到了硬币。大家纷纷鼓掌，称道王总名副其实好“福气”。

【问】两盘饺子，一盘12只，第一盘第一个吃到硬币，第二盘最后一个吃到硬币，这样的概率是多少？

【答】

这是比亚迪的文化。工程师凡事都要追根究底，找到背后的逻辑和规律。而王传福本人只要在公司，基本都在办公室吃饭，非常简单。

不是要倡导企业领导人都在办公室吃盒饭，但多年来，我判断一个企业的优劣，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通过领导人的个人行为习惯。我发现，做制造业的优秀企业家，吃饭基本都在公司或工厂食堂，常常边吃还边开会。

在这些企业家身上，我会觉得，他们可以接续到中国商业文明的血脉中，上接先贤之力量。

早在1934年，民族企业家范旭东先生创立的“永久黄”团体就确定了四个共同信条：

（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

（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

（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四）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永久黄”是范先生创办的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合称。他们当初就有这样的理念——“在工商业范围内，以最低廉的价格，供给国人以大量的最上等的食盐”——“这就是我们埋头苦干，想改良设计装置和技术管理等的大问题。我们的工作，非设法达到最大的效能和最小的浪费，则不能以最少的成本制出最良的产品。……我们不惜深思苦虑，以求节省一斤煤，减少一个工，我相信这一斤煤、一个工，不是替工厂或股东而节省的，乃是替我们大多数贫苦的食户而节省的。”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纯粹是为了个人安逸，范旭东根本就不应该从其留学的日本回国，回来后也不应该离开北京铸币厂和财政部所属盐务机关。但当他看到天津塘沽海边如雪的盐滩，他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有志气了。”

当他意识到“制碱一事吾中国民族已到非做不可的时期”，他决计，“吾人当努力，努力去干一番，即或失败亦当败自吾人，不可希望他人，希尤不要遗之后辈，况事在人为，天下决无难事乎！”

金融从业者，如果和制造业做些对照，一定会对自己的工作价值和待遇有新的认识。

03​

“唯有科学技术是建国的大事、不朽的盛业”

今年1月，“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授予81名个人“国家卓越工程师”和50个团队“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

表彰决定指出，他们牢记初心使命、胸怀“国之大者”，在重大工程建设、重大装备制造、“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发明创造等工作中，矢志爱国奋斗、锐意开拓创新，取得一批先进工程技术成果。

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带有风向标的含义。

去年底，我在西安的中科创星总部，听管理合伙人米磊讲硬科技投资。他带我参观时，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说，那就是光机所的第一任所长龚祖同。

他在德国留学，1937年底完成了博士论文，准备答辩。这时国内要他尽快回国筹建军用光学仪器工厂。他为此放弃了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回国参加第一个光学工厂——昆明兵工署22厂（昆明光学仪器厂）的组建，决心为前线将士制造一批双目望远镜。他还熔炼出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打破了光学玻璃只能进口的局面。

1962年3月，为发展核武器，解决用于核爆试验必需的高速摄影和耐辐照光学材料问题，国家在西安成立了以核爆试验光测任务为方向的研究所。

当时在长春光机所工作的龚祖同受命担任所长，带着几个科技骨干到西安，建立了西光所。科研设施相当简陋，一台手摇台式计算机是所里最先进的设备，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放6～8张二斗桌，光学设计靠翻五位对数表，机械设计全用绘图仪、鸭嘴笔，电路系统靠电烙铁手工焊接。

在这样的条件下，龚祖同带着年轻的队伍，于1964年6月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单片克尔盒高速摄影机和每秒20万次高速摄影机，参加了1964年10月16日首次原子弹试爆，并圆满完成光测任务。之后又研制出每秒250万次高速摄影机，参加1967年6月17日中国首次氢弹试爆，圆满完成光测任务。

晚年的龚祖同写道：“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一生求学科研，耳闻目睹，在我心灵中形成这种观念：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唯有科学技术是建国的大事、不朽的盛业。”

中国有7000多万名工程师，他们是实体经济的基石。科学家认识世界，工程师改造世界。科学家重在发现，工程师重在发明。美国工程院前院长查尔斯·韦斯特曾说，“拥有最好工程技术人才的国家，将占据经济竞争和产业优势的核心地位”。 

《中国工程师史》主编吴启迪曾说，工程师要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在需要的时候作出正确的工程判断；工程师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因为很多工程项目都是团队合作；工程师要有想象力，要有动手能力。中国经济之所以有韧性，工程师红利是最重要的支撑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创新驱动，工程师文化将成为主流的商业文化。今天我们也已从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大疆等公司身上看到了这样的趋势。

而金融业现在要做的，是沿着“不逾越底线、不唯利是图、不急功近利、不脱实向虚、不胡作非为”的方向，先净化，再超越。把“不胡作非为”作为对一个行业的要求，在中国能“享有”这种“待遇”的行业不会太多。

一个行业挣的钱再多，如果以牺牲声誉为代价，都是可悲的。

在系统性反思的基础上，中国金融文化的重塑与进步，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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